從毒油抗爭事件看蔣萬安的政治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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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爭本身沒有錯，在野黨監督政府更是民主不可或缺的一環。真正值得討論的，是一位握有行政權力的直轄市長，在重大公共危機發生時，應該扮演的治理者，還是反對者？
張佑宗／評論
食品安全從來不是藍綠之爭，而是人民每天都要面對的生活問題。從毒奶粉、塑化劑、地溝油，到今天的毒油事件，台灣社會一次又一次付出昂貴代價，也一次又一次要求政府建立更完善的食品安全制度。正因如此，食品安全本應是最容易跨越政黨對立，凝聚全民共識的公共議題。然而，這次由台北市長蔣萬安所發起的凱道抗爭，卻讓一場本應討論食品安全改革的公共事件，迅速演變成中央與地方、朝野政黨之間的政治攻防。抗爭本身沒有錯，在野黨監督政府更是民主不可或缺的一環。真正值得討論的，是一位握有行政權力的直轄市長，在重大公共危機發生時，應該扮演的治理者，還是反對者？
德國政治社會學家Max Weber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這本書中，提出一個重要觀念，那就是責任倫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Weber認為，真正的政治領導者，不是堅持自己的信念，而是必須對自己掌握的權力，以及其造成的結果負責。政治領導者最大的考驗，不是如何贏得掌聲，而是在危機來臨時，是否願意承擔屬於自己的責任。
由人民選出的市長，不只希望他代表某一個政黨，更希望他成為城市治理的最高行政負責人。當食品安全事件發生時，人民期待看到的是市長如何啟動稽查、如何追蹤流向、如何保障消費者安全、如何檢討地方制度，而不是立即走上街頭，要求上一層級的政府負責。蔣萬安忘了，治理本來就是市長的責任。
從責任政治（accountability）的角度來看，一起食品安全事件，本來就存在一條很清楚的責任鏈。如果沒有業者違法使用問題原料，沒有企業隱匿資訊、違反食品安全規範，就不會有後續所有行政與政治問題。企業不只是整起事件的源頭，更是直接危害人民健康的第一責任人。其次，依照現行制度，地方衛生機關負責轄區內食品業者的查核、抽驗、追蹤及下架。尤其直轄市政府擁有完整的衛生行政體系，是食品安全第一線的把關者。第三是中央政府，中央主管機關負責全國食品安全制度、跨縣市協調、法規設計、風險評估與資訊整合。如果制度存在漏洞，中央當然必須接受國會及社會監督。最後，若行政體系出現重大失能，就可討論行政院乃至總統，是否應承擔更高層級的政治責任。
這條責任鏈在此次抗爭中幾乎完全被顛倒過來。整起事件最直接的加害者，就是違法企業。這次受害的，不只有消費者，連帶一些食品加工業，也蒙受巨大損失。目前除了中央政府，國民黨並沒有認真討論如何要求廠商負起法律與後續賠償問題。相反地，政治討論迅速跳躍至中央政府，甚至直接要求總統道歉、行政院長下台。民主政治中的究責，不是尋找政治地位最高的人，而是要依照權責關係逐層檢驗。責任必須建立在因果關係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政治層級之上。
蔣萬安與一般反對黨的人不同，他是一位直轄市長，是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首長，也是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中重要的一環。因此，人民對他的期待自然更高。人民期待他告訴大家，台北市政府做了什麼？哪些產品已經下架？哪些制度需要修正？地方政府是否仍有管理漏洞？未來如何避免下一次類似事件？在這場抗爭中，人們看到更多的是政治口號，甚至是選舉動員，而不是提出治理方案。我們看到更多的是要求別人負責，而不是先檢視自己的行政責任。
這不是替中央政府卸責，民主政治從來不是「誰的責任比較少」，而是每一個掌握公權力的人，都必須承擔自己的責任。政治學者Christopher Hood在《The Blame Game》一書中，指出民主政治若失去清楚的責任分配，公共危機便容易淪為政治攻防，真正需要改革的制度反而被忽略。人民最後記住的，不是制度有哪些改善，而是哪一個政黨在危機中取得政治優勢。
食品安全事件逐漸變成朝野對決，真正應該受到最嚴厲譴責的違法企業，反而退居舞台後方。真正應該深入檢討的食品安全制度，也被口號與情緒所掩蓋。政治人物或許因此獲得掌聲，但人民真正關心的問題，依舊沒有答案。食品安全制度是否因此更完善？違法企業是否受到足夠懲罰？地方政府是否建立新的管理機制？中央是否完成修法與制度改革？如果這些問題都沒有回答，那麼再大的抗爭，都只是一場政治動員，而不是一次公共治理的進步。
民主政治需要強而有力的反對黨，也需要勇於究責的政治人物。但是，人民也期待一位願意先接受檢驗，再要求他人負責的治理者。真正的政治領導，不是把責任一路推向更高層級，而是從自己開始承擔責任做起。這不只是責任政治的精神，更是一位市長最基本的責任倫理。
食品安全從來不是藍綠之爭，而是人民每天都要面對的生活問題。從毒奶粉、塑化劑、地溝油，到今天的毒油事件，台灣社會一次又一次付出昂貴代價，也一次又一次要求政府建立更完善的食品安全制度。正因如此，食品安全本應是最容易跨越政黨對立，凝聚全民共識的公共議題。然而，這次由台北市長蔣萬安所發起的凱道抗爭，卻讓一場本應討論食品安全改革的公共事件，迅速演變成中央與地方、朝野政黨之間的政治攻防。抗爭本身沒有錯，在野黨監督政府更是民主不可或缺的一環。真正值得討論的，是一位握有行政權力的直轄市長，在重大公共危機發生時，應該扮演的治理者，還是反對者？
德國政治社會學家Max Weber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這本書中，提出一個重要觀念，那就是責任倫理（ethic of responsibility）。Weber認為，真正的政治領導者，不是堅持自己的信念，而是必須對自己掌握的權力，以及其造成的結果負責。政治領導者最大的考驗，不是如何贏得掌聲，而是在危機來臨時，是否願意承擔屬於自己的責任。
由人民選出的市長，不只希望他代表某一個政黨，更希望他成為城市治理的最高行政負責人。當食品安全事件發生時，人民期待看到的是市長如何啟動稽查、如何追蹤流向、如何保障消費者安全、如何檢討地方制度，而不是立即走上街頭，要求上一層級的政府負責。蔣萬安忘了，治理本來就是市長的責任。
從責任政治（accountability）的角度來看，一起食品安全事件，本來就存在一條很清楚的責任鏈。如果沒有業者違法使用問題原料，沒有企業隱匿資訊、違反食品安全規範，就不會有後續所有行政與政治問題。企業不只是整起事件的源頭，更是直接危害人民健康的第一責任人。其次，依照現行制度，地方衛生機關負責轄區內食品業者的查核、抽驗、追蹤及下架。尤其直轄市政府擁有完整的衛生行政體系，是食品安全第一線的把關者。第三是中央政府，中央主管機關負責全國食品安全制度、跨縣市協調、法規設計、風險評估與資訊整合。如果制度存在漏洞，中央當然必須接受國會及社會監督。最後，若行政體系出現重大失能，就可討論行政院乃至總統，是否應承擔更高層級的政治責任。
這條責任鏈在此次抗爭中幾乎完全被顛倒過來。整起事件最直接的加害者，就是違法企業。這次受害的，不只有消費者，連帶一些食品加工業，也蒙受巨大損失。目前除了中央政府，國民黨並沒有認真討論如何要求廠商負起法律與後續賠償問題。相反地，政治討論迅速跳躍至中央政府，甚至直接要求總統道歉、行政院長下台。民主政治中的究責，不是尋找政治地位最高的人，而是要依照權責關係逐層檢驗。責任必須建立在因果關係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政治層級之上。
蔣萬安與一般反對黨的人不同，他是一位直轄市長，是地方政府的最高行政首長，也是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中重要的一環。因此，人民對他的期待自然更高。人民期待他告訴大家，台北市政府做了什麼？哪些產品已經下架？哪些制度需要修正？地方政府是否仍有管理漏洞？未來如何避免下一次類似事件？在這場抗爭中，人們看到更多的是政治口號，甚至是選舉動員，而不是提出治理方案。我們看到更多的是要求別人負責，而不是先檢視自己的行政責任。
這不是替中央政府卸責，民主政治從來不是「誰的責任比較少」，而是每一個掌握公權力的人，都必須承擔自己的責任。政治學者Christopher Hood在《The Blame Game》一書中，指出民主政治若失去清楚的責任分配，公共危機便容易淪為政治攻防，真正需要改革的制度反而被忽略。人民最後記住的，不是制度有哪些改善，而是哪一個政黨在危機中取得政治優勢。
食品安全事件逐漸變成朝野對決，真正應該受到最嚴厲譴責的違法企業，反而退居舞台後方。真正應該深入檢討的食品安全制度，也被口號與情緒所掩蓋。政治人物或許因此獲得掌聲，但人民真正關心的問題，依舊沒有答案。食品安全制度是否因此更完善？違法企業是否受到足夠懲罰？地方政府是否建立新的管理機制？中央是否完成修法與制度改革？如果這些問題都沒有回答，那麼再大的抗爭，都只是一場政治動員，而不是一次公共治理的進步。
民主政治需要強而有力的反對黨，也需要勇於究責的政治人物。但是，人民也期待一位願意先接受檢驗，再要求他人負責的治理者。真正的政治領導，不是把責任一路推向更高層級，而是從自己開始承擔責任做起。這不只是責任政治的精神，更是一位市長最基本的責任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