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昆萁與國會威權主義的危機
.jpg)
在野聯盟對外高舉對抗行政擴權、捍衛國會尊嚴的改革大旗，對內卻由單一黨鞭高度壟斷決策，連協商都不予授權，將整體立法權個人化（韓國瑜所說的慈禧太后垂簾聽政）。這種「對外要擴權、對內搞個人集權」的病態發展，證明國會威權主義的危險性，它是少數非正式掠奪性聯盟集聚私利的工具，而不是推動台灣民主深化的指標。
張佑宗／評論
在全球民主發展歷程中，人們往往擔心行政權過度擴張會對民主造成倒退的現象，因此極力防範總統的「行政擴權」。然而，2026年7月最新發布的《美麗島民調》，卻揭露一個令人警醒的憲政怪象。在賴清德總統執政滿意度為44.7%、行政院長卓榮泰施政滿意度為40.2%的情況下，立法院的整體滿意度卻低落至27.3%，不滿意度更直逼59.9%。這個極其失衡的數據，代表台灣代議制度陷入嚴重的「民主赤字」，台灣社會正處於一個民主制度危機的邊緣。
長期以來，關於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的學術討論與爭議焦點，多集中在強人總統如何透過「行政擴權」來集中權力並瓦解權力的制衡。然而，政治學者Paolo Sosa-Villagarcia、José Incio與Moisés Arce等人，2025年發表在Journal of Democracy期刊的論文中，提出截然不同的警告。當代民主的崩解，不一定來自軍事政變或行政權擴張，也有可能源於人民直接選出的立法機關，也就是民主國家會面臨「國會威權主義」（legislative authoritarianism）的威脅。
他們從拉美新興民主國家（秘魯、瓜地馬拉）的案例中發現，一個高度碎片化、甚至缺乏單一強大政黨的國會，基於短期的政治分贓與國會議員免責權，結成非正式的「掠奪性聯盟」（predatory coalitions），一步步架空行政機關，系統性地瓦解憲政制衡機制。缺乏自我克制與制度約束的國會，其對法治基礎的破壞力，絕不亞於任何統治者的行政權擴張。
目前立法院呈現兩大病徵，第一個是非正式的「權力集中」（power concentration）。野心勃勃的國會議員常透過非正式的「侵權」（encroachment）策略，扭曲憲法或法律的解釋，強行介入其他憲政機關的職權與運作。立法院多數聯盟以「國會改革」或「加強監督」為名，無限度擴張人事同意權、調查權及對閣員的羞辱。當國會試圖跨越三權分立的底線，爭奪本屬於行政、司法或監察機關的實質權力時，這就是典型的「國會威權主義」。
其次是系統性的「控制限制」（control restriction），「控制限制」是指國會透過立法或人事杯葛，削弱、中立化甚至「馴服」那些本應獨立運作、負責橫向監督（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的機關（如大法官、監察委員、NCC等獨立機構）。國會多數聯盟不再尊重憲政慣例，透過修改制度或人事癱瘓，將中立的司法與監理機關轉化為「國會的追隨者」，民主制衡體系便會宣告死亡。
《美麗島民調》的分析中，戳破了「立法院代表多數民意」的假象。調查顯示，對立法院整體表現的滿意度，完全被框限在情感極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的藍綠過濾鏡中。當國會徹底淪為政黨零和博弈的鬥獸場，對民主最深遠的危害，並非兩極選民的對立，而是溫和選民（non-polarized voters）與中立選民（median voters）。
對溫和選民與中立選民第一個打擊是代表性的真空化（representation vacuum），溫和選民高度關切的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實質治理，如民調中引發社會恐慌的食安毒油危機。然而，當極化政黨將核心精力投入「權力集中」（如爭奪預算權、無節制增加閣員質詢、調查與倒閣威脅）與「控制限制」（如杯葛人事案、削弱司法與獨立機關中立性）的擴權戰爭時，溫和選民關心的日常民生議題在議程中被邊緣化。這種「政黨只顧爭權，不顧民生」的現實，讓溫和選民產生強烈的制度疏離感。
第二個打擊是理性討論空間的扼殺與強迫表態，在極化國會中，兩極陣營不斷透過情緒化的「零和動員」與「非黑即白」的政治口號，強迫中間溫和選民在制度爭端中選邊站。這種「不站在我這邊，就是政敵」的極化氛圍，直接扼殺公共政策理性討論的空間，導致多數不願參與情感動員的溫和選民，對立法院整體表現投下高達59.9%的「不滿意」否定票。
第三個打擊是法治基礎的瓦解，國會多數聯盟為政治利益，不再受憲政克制（constitutional forbearance）的約束，透過立法手段為被調查的國會議員建立保護傘時，這正是「國會威權主義」最致命的病徵，它讓佔多數的非極化選民得出一個悲觀的結論，立法院已不再是制衡行政的民主防禦工具，而是淪為多數黨派不受制衡、謀求私利的「病態」機構。
作為國會龍頭，立法院長韓國瑜肩負維持立法院實質運轉，推進總預算案在8月底前審畢的憲政責任。然而，國民黨大黨鞭傅(山昆)萁卻採取「不出席、不授權」的極端鷹派杯葛，導致協商陷入病態停擺。韓國瑜的飆罵是國會制度性力量，對個人凌駕於組織協商之上的糾正，宣示國會不應淪為特定政黨人物用以癱瘓憲政、進行政治勒索的私人禁臠。
傅(山昆)萁在晚間聲明中，溫情高喊「韓院長辛苦了」，並將缺席粉飾為「不忍韓院長遭行政院糟蹋」的軟性抗議。然而，這恰恰印證《國會威權主義》理論中的核心論述，在野聯盟對外高舉對抗行政擴權、捍衛國會尊嚴的改革大旗，對內卻由單一黨鞭高度壟斷決策，連協商都不予授權，將整體立法權個人化（韓國瑜所說的慈禧太后垂簾聽政）。這種「對外要擴權、對內搞個人集權」的病態發展，證明國會威權主義的危險性，它是少數非正式掠奪性聯盟集聚私利的工具，而不是推動台灣民主深化的指標。
在全球民主發展歷程中，人們往往擔心行政權過度擴張會對民主造成倒退的現象，因此極力防範總統的「行政擴權」。然而，2026年7月最新發布的《美麗島民調》，卻揭露一個令人警醒的憲政怪象。在賴清德總統執政滿意度為44.7%、行政院長卓榮泰施政滿意度為40.2%的情況下，立法院的整體滿意度卻低落至27.3%，不滿意度更直逼59.9%。這個極其失衡的數據，代表台灣代議制度陷入嚴重的「民主赤字」，台灣社會正處於一個民主制度危機的邊緣。
長期以來，關於民主倒退（democratic backsliding）的學術討論與爭議焦點，多集中在強人總統如何透過「行政擴權」來集中權力並瓦解權力的制衡。然而，政治學者Paolo Sosa-Villagarcia、José Incio與Moisés Arce等人，2025年發表在Journal of Democracy期刊的論文中，提出截然不同的警告。當代民主的崩解，不一定來自軍事政變或行政權擴張，也有可能源於人民直接選出的立法機關，也就是民主國家會面臨「國會威權主義」（legislative authoritarianism）的威脅。
他們從拉美新興民主國家（秘魯、瓜地馬拉）的案例中發現，一個高度碎片化、甚至缺乏單一強大政黨的國會，基於短期的政治分贓與國會議員免責權，結成非正式的「掠奪性聯盟」（predatory coalitions），一步步架空行政機關，系統性地瓦解憲政制衡機制。缺乏自我克制與制度約束的國會，其對法治基礎的破壞力，絕不亞於任何統治者的行政權擴張。
目前立法院呈現兩大病徵，第一個是非正式的「權力集中」（power concentration）。野心勃勃的國會議員常透過非正式的「侵權」（encroachment）策略，扭曲憲法或法律的解釋，強行介入其他憲政機關的職權與運作。立法院多數聯盟以「國會改革」或「加強監督」為名，無限度擴張人事同意權、調查權及對閣員的羞辱。當國會試圖跨越三權分立的底線，爭奪本屬於行政、司法或監察機關的實質權力時，這就是典型的「國會威權主義」。
其次是系統性的「控制限制」（control restriction），「控制限制」是指國會透過立法或人事杯葛，削弱、中立化甚至「馴服」那些本應獨立運作、負責橫向監督（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的機關（如大法官、監察委員、NCC等獨立機構）。國會多數聯盟不再尊重憲政慣例，透過修改制度或人事癱瘓，將中立的司法與監理機關轉化為「國會的追隨者」，民主制衡體系便會宣告死亡。
《美麗島民調》的分析中，戳破了「立法院代表多數民意」的假象。調查顯示，對立法院整體表現的滿意度，完全被框限在情感極化（affective polarization）的藍綠過濾鏡中。當國會徹底淪為政黨零和博弈的鬥獸場，對民主最深遠的危害，並非兩極選民的對立，而是溫和選民（non-polarized voters）與中立選民（median voters）。
對溫和選民與中立選民第一個打擊是代表性的真空化（representation vacuum），溫和選民高度關切的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實質治理，如民調中引發社會恐慌的食安毒油危機。然而，當極化政黨將核心精力投入「權力集中」（如爭奪預算權、無節制增加閣員質詢、調查與倒閣威脅）與「控制限制」（如杯葛人事案、削弱司法與獨立機關中立性）的擴權戰爭時，溫和選民關心的日常民生議題在議程中被邊緣化。這種「政黨只顧爭權，不顧民生」的現實，讓溫和選民產生強烈的制度疏離感。
第二個打擊是理性討論空間的扼殺與強迫表態，在極化國會中，兩極陣營不斷透過情緒化的「零和動員」與「非黑即白」的政治口號，強迫中間溫和選民在制度爭端中選邊站。這種「不站在我這邊，就是政敵」的極化氛圍，直接扼殺公共政策理性討論的空間，導致多數不願參與情感動員的溫和選民，對立法院整體表現投下高達59.9%的「不滿意」否定票。
第三個打擊是法治基礎的瓦解，國會多數聯盟為政治利益，不再受憲政克制（constitutional forbearance）的約束，透過立法手段為被調查的國會議員建立保護傘時，這正是「國會威權主義」最致命的病徵，它讓佔多數的非極化選民得出一個悲觀的結論，立法院已不再是制衡行政的民主防禦工具，而是淪為多數黨派不受制衡、謀求私利的「病態」機構。
作為國會龍頭，立法院長韓國瑜肩負維持立法院實質運轉，推進總預算案在8月底前審畢的憲政責任。然而，國民黨大黨鞭傅(山昆)萁卻採取「不出席、不授權」的極端鷹派杯葛，導致協商陷入病態停擺。韓國瑜的飆罵是國會制度性力量，對個人凌駕於組織協商之上的糾正，宣示國會不應淪為特定政黨人物用以癱瘓憲政、進行政治勒索的私人禁臠。
傅(山昆)萁在晚間聲明中，溫情高喊「韓院長辛苦了」，並將缺席粉飾為「不忍韓院長遭行政院糟蹋」的軟性抗議。然而，這恰恰印證《國會威權主義》理論中的核心論述，在野聯盟對外高舉對抗行政擴權、捍衛國會尊嚴的改革大旗，對內卻由單一黨鞭高度壟斷決策，連協商都不予授權，將整體立法權個人化（韓國瑜所說的慈禧太后垂簾聽政）。這種「對外要擴權、對內搞個人集權」的病態發展，證明國會威權主義的危險性，它是少數非正式掠奪性聯盟集聚私利的工具，而不是推動台灣民主深化的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