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罷免過後一年,藍白正面臨民意大反撲

張佑宗政治
大罷免過後一年,藍白正面臨民意大反撲
一年來藍白陣營在立法院採取的極端對立與政治僵局後,台灣的總體民意展現出極強的「反向恆溫懲罰」。
張佑宗/評論

在當代民意研究中,學者與媒體常陷於一個觀察的迷思,當聚焦於個體選民(micro level)時,民眾的政治態度充斥資訊不對稱、情緒化衝動、黨派偏見,以及看似矛盾的政策偏好。然而,著名的政治學者Robert S. Erikson、Michael B. MacKuen與James A. Stimson三人,在其《The Macro Polity》(2002)一書中,提出革命性的理論洞察。當我們將成千上萬選民的意見,匯總成總體資料(aggregate level)後,個體層面的隨機噪聲(random noise)會在統計上相互抵消,最後呈現出非常理性、穩定、反應敏銳,而且具備深層因果關係的「公眾情緒」(public mood)與「總體黨派認同」(macropartisanship)。 Stuart Soroka與Christopher Wlezien兩人進一步發展出「恆溫調節模型」(thermostatic model),總體民意、政府施政與政黨表現之間存在著類似恆溫空調的自我修正功能。當某一政黨或憲政機構的行動,過度偏離社會中軸(離極端對立太近、過度對抗)時,總體民意便會發出「冷卻」與「懲罰」的反向信號。反之,當治理成果符合期待或政策對立趨於緩和時,公眾情緒則會給予相應的正向獎勵。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最新公布的2026年9月國政民調,若將其數據與一年前(2025年8月,即「大罷免」爆發與國會對抗的高峰期)進行長時間對比,這份最新數據為「總體政體」與「恆溫調節模型」,提供絕佳的經驗實證。一年來藍白陣營在立法院採取的極端對立與政治僵局後,台灣的總體民意展現出極強的「反向恆溫懲罰」。

「總體黨派認同」並非鐵板一塊的標籤,而是隨總體政治環境與政黨對抗表現進行動態的調整。我們將2026年9月的最新民調與2025年8月(大罷免與對抗高峰)進行跨年度對比,數據精確反映總體選民對極端對立的在野黨進行懲罰。首先,民進黨防線逐漸回穩。民主進步黨(執政黨)喜好度自2025年8月的39.5%回升至43.1%(上升3.6個百分點),不喜歡度下降至39.9%。喜好度重新超越不喜歡度(形成黃金交叉),並穩居四成以上的政治防線。這顯示民進黨在經歷大罷免挫折後,逐步調整策略、避開極端衝突並回歸政策執行,獲得總體民意的恆溫回饋。

其次,中國國民黨(最大在野黨)喜好度自2025年8月的32.8%下挫至26.5%(減少6.3個百分點),不喜歡度高達53.4%。交叉分析顯示,在30-39歲青壯年(60.4%不喜歡)、新北市(60.3%不喜歡),以及高學歷的選民反彈最烈。國民黨將席次優勢轉化為剛性對抗,直接導致其政黨品牌嚴重受損。

第三,台灣民眾黨(次要在野黨)喜好度自2025年8月的26.5%一路下挫至21.0%(下跌5.5個百分點),不喜歡度高達57.9%,居三黨負面評價之首。民眾黨附和藍營議事杯葛,使其「理性獨立」品牌蕩然無存。 民調數據充分顯示,沒有理性政策為骨幹的「藍白合」,只是一場邊際效益遞減的政治消耗戰。盲目攻擊對手可以在短期內凝聚同溫層鐵粉,但對於廣大的中間選民,「反對民進黨」並不等於「認同藍白合」。當藍白兩黨在國會與公共論述中無法提出具備吸引力、可執行的國家治理藍圖與政策替代方案(alternative policies)時,選民只會將藍白合標籤化為「政爭工具」與「治理破壞者」。其結果是流失原本對第三勢力或理性監督抱有期待的中產與青年選民。 在《總體政體》架構中,總體民意不僅對政黨進行計分,更對憲政機關的總體運作進行課責。2026年9月民調呈現出極其鮮明的「行政機關升、立法機關降」的恆溫分流。首先,賴清德總統信任度上升至48.3%(不信任38.6%),執政滿意度上升至47.9%(不滿意41.4%),正向評價全面領先。卓榮泰閣揆施政滿意度上升至42.4%(不滿意39.8%),滿意度終於反超不滿意度。同時,國內整體經濟現狀評價好(43.7%)與不好(44.2%)差距縮小至0.5%,為行政團隊提供了堅實的總體物質基礎,驗證經濟與施政回穩導致公眾情緒回暖的恆溫機制。

其次,國會則陷入毀滅性的正當性赤字。相較於行政權的抗跌回升,立法院整體表現滿意度大幅崩跌至22.9%的歷史新低,不滿意度則飆升至62.0%的高峰(其中泛綠選民81.7%不滿意、不喜歡國民黨者84.2%不滿意、不喜歡民眾黨者79.9%不滿意,即便是泛藍選民滿意度僅45.8%)。立法院高達六成二的不滿意度,反映出社會大眾對藍白主導下「頻繁衝突、癱瘓治理、製造僵局」的國會,產生毀滅性的體制反感。選民將國會視為「政治對立的製造源」,給予立法機關嚴厲的反向恆溫制裁。 在三權分立的民主憲政架構下,國會本應是監督與制衡行政權的最重要防線。然而,當民調呈現出國會正當性崩跌(立法院不滿意度高達62.0%、滿意度僅22.9%)與「行政權信任逐漸回升」(賴清德總統信任度48.3%、執政滿意度47.9%;卓榮泰閣揆滿意度反超至42.4%時,無異於為行政權的擴張(executive dominance)提供絕佳的政治溫床與正當性。

在立法機關陷入效能癱瘓與正當性赤字的背景下,廣大選民對於「政府必須正常運作、國家不能空轉」的渴望,有可能會高於對「程序制衡」的堅持。這使得行政體系可以繞過國會僵局,運用行政命令、行政處分或聲請憲法法庭救濟,更容易獲得民意的理解與默許。大眾傾向將行政權的單邊動作視為「突破僵局的必要之惡」,而非對民主的侵蝕。《總體政體》理論指出,總體民意只會將治理責任歸責於有能力實質行動的憲政主體。當在野陣營將國會多數玩成政治負債,民意恆溫器便會反向將政治能量集中於行政權。長此以往,這種「強行政、弱國會」的民意傾斜,將使權力傾斜常態化,憲政體制實質轉型為「以民意為後盾的行政主導體制」,進一步掏空國會作為最高民意機關的監督功能。

總之,結合Erikson等人的《總體政體》理論與美麗島國政民調的長時期數據,我們可以得出台灣當前政局一個深層啟示。政治人物常被社群同溫層或極端聲量所誤導,以為極端對立能獲取政治資本。然而《總體政體》證明,成千上萬選民的看法匯總後,隨機噪聲會抵消,浮現出冷靜且具備自我修正功能的公眾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