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信任川普，卻相信台美長期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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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要求所有政黨對美國抱持相同程度的信任，而是建立一套即使政黨輪替，也能持續討論與推動的國家安全政策。
張佑宗／評論
當美中兩大強權的競爭持續升溫，川普的交易式外交又為台海局勢增添不確定性時，台灣人民究竟如何看待美國？是對美國的安全承諾逐漸失去信心，還是仍然相信台美長期合作的戰略基礎？過去的國際關係理論常假設，面對複雜的大國競爭與高強度的訊息戰，公眾輿論容易呈現情緒化或陷入集體恐慌。然而，美麗島電子報2026年9月的國政民調，卻提供我們另一個不同面向的台灣經驗：台灣民眾雖然不信任川普個人，卻未必因此否定美國對台政策的延續性與區域軍事實力。 首先，台灣民眾對川普的疑慮，並未全面轉化為對美國安全合作的悲觀態度。川普的外交風格強調交易與利益交換，對傳統盟友的安全承諾，也時常以成本與利益作為衡量標準。尤其當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互動成為國際焦點時，台灣社會難免擔憂，台灣利益是否可能在美中談判過程中被當作交換條件。
國家之間的安全關係，不完全取決於個別領導人的好惡。美國對台政策長期受到《台灣關係法》、國會跨黨派支持、印太戰略利益，以及全球科技供應鏈布局等因素影響。台灣位於第一島鏈的重要戰略位置，又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扮演關鍵角色，這些因素使台灣安全與美國自身利益緊密相連。
本次調查數據顯示，台灣民眾對美國總統川普維護台灣利益的意願抱持強烈疑慮，當民調題目提及川普預計將在年底之前，與習近平進行兩次以上的會面時，疑慮的程度更被擴大。雖然如此，台灣民眾卻對台美長期同盟關係的制度承諾，以及美軍在亞太的優勢，仍保有穩固的信心。高達60.3％的台灣選民對川普個人沒信心，但同時有58.3％認同軍售會獲批，51.1％認同美軍亞太優勢。領導人的政治意圖可能改變，但國家之間長期累積的戰略利益與制度連結，不會隨著領導人更替而立即消失。（圖1）
如同日、韓、波蘭等國一樣，台灣民眾不太將川普個人言行的不確定性認真看待。台美關係擁有《台灣關係法》（TRA）與《國防授權法案》（NDAA）等跨黨派國會立法基礎，以及台灣在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中的不可替代性。台灣民眾能認清，美中兩國在大國競爭下的戰略對立是結構性的。美國對台安全支持，本質上是源於美國自身在第一島鏈的戰略利益、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安全，以及維持亞太整體秩序的戰略需求。即便川普發動關稅戰或發表個人交易性言論，台灣民眾仍認為，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將促使美方持續維持台美軍事合作。
然而，庫德族與烏克蘭的歷史經驗亦警告我們，如果安全關係未能持續制度化，或是台灣自身的防衛決心，與內部政治穩定出現裂痕，領袖個人的交易型性格依然可能成為地緣政治中的巨大變數。將「個人信任」轉化為「不可逆的制度與實質產業、軍事連結」，是台灣在面對大國博弈擺盪時最核心的生存之道。 調查數據顯示，不同世代可能使用不同的經驗與判斷標準，理解台灣在美中競爭中的處境。20-29歲青年高達76.8％認同軍售案會通過，68.5％認同美軍優勢，顯示年輕人傾向從全球科技供應鏈與民主同盟間戰略均衡的角度，看待台美安全關係。相反地，50-59歲中壯年世代，對戰爭風險與台海衝突，展現出更高的防禦型疑慮（69.5％對川普沒信心、34.8％認為中國具軍事優勢）。（圖2）
青年世代成長於台灣民主鞏固期、中美科技戰爆發、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重組，以及強烈的本土主體意識氛圍中。他們目睹的是，台灣在國際民主陣營中，科技與戰略價值的提升。50-59歲世代成長於台灣經濟起飛、台商西進與兩岸經貿紅利期，並親歷過台海危機、斷交風波與地緣政治夾縫求生的歷史困境。他們的政治記憶中包含大國博弈下台灣作為「籌碼」的脆弱性。因此，面對美中角力與台海緊張，50-59歲世代傾向於預測風險，反映歷史記憶帶來的防禦型心理。
然而，青年對美軍優勢的信心，不應被簡化為缺乏風險意識。中壯年對中國軍力的重視，也不應直接被解讀為對美國失去信任。真正值得公共政策關注的，是如何讓不同世代在理解台灣戰略價值的同時，也能對台海衝突的風險與成本形成更完整的認識。 人民對外交政策的認知，並非存在於真空之中，而是高度受到國內政治光譜與政黨認同的篩選（partisan sorting）的影響。「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機制，在此次民調的分析中得到鮮明的印證。泛綠選民透過執政黨的安全敘事，極大化地接收台美同盟的正向訊號（74.3％認同軍售批准、75.8％認同美軍優勢）。反觀泛藍與民眾黨支持者，則展現出高度的疑懼與風險放大（民眾黨88.2％對川普沒信心、50.5％認為華府川習會對台不利。泛藍83.0％對川普沒信心、53.5％認為中國具軍事優勢）。不過，這不代表某個政黨的支持者必然比較理性，另一個政黨的支持者就必然受到錯誤資訊影響。這種「資訊選擇性接收」現象，證實外交議題已成為國內政黨對立與身分認同的延伸。（圖3）
政治認同本來就會影響人民如何理解外交政策，執政黨支持者比較重視政府對外合作的成果，在野黨支持者則比較注意政策風險及政府決策的不足。兩者都可能從不同的資訊與政治經驗出發，形成各自對國家安全的判斷。問題在於，當外交安全議題逐漸成為國內政黨競爭的延伸，台灣社會就可能越來越難以對基本的戰略環境形成共識。一方強調美國支持台灣的戰略必要性，另一方則質疑美國承諾的可靠程度。這兩種觀點原本可以形成必要的政策辯論，但如果最後只剩下政治立場的對抗，反而會使國家安全政策失去理性討論的空間。
相信台美合作的重要性，不代表可以忽視美國政策變動的風險。重視台海戰爭的可能成本，也不代表必須否定與美國合作的戰略價值。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要求所有政黨對美國抱持相同程度的信任，而是建立一套即使政黨輪替，也能持續討論與推動的國家安全政策。尤其在美中戰略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下，國際社會觀察的不只是台灣政府如何表態，也包括台灣內部是否具有長期維持自身防衛能力的政治意願。如果國防政策不斷受到政黨對抗牽動，甚至連基本的安全威脅評估都無法建立共同討論基礎，不僅會增加台灣政策協調的困難，也可能影響國際夥伴對台灣政策延續性的判斷。因此，如何降低國家安全議題的過度政黨化，是台灣民主政治必須面對的重要挑戰。
當美中兩大強權的競爭持續升溫，川普的交易式外交又為台海局勢增添不確定性時，台灣人民究竟如何看待美國？是對美國的安全承諾逐漸失去信心，還是仍然相信台美長期合作的戰略基礎？過去的國際關係理論常假設，面對複雜的大國競爭與高強度的訊息戰，公眾輿論容易呈現情緒化或陷入集體恐慌。然而，美麗島電子報2026年9月的國政民調，卻提供我們另一個不同面向的台灣經驗：台灣民眾雖然不信任川普個人，卻未必因此否定美國對台政策的延續性與區域軍事實力。 首先，台灣民眾對川普的疑慮，並未全面轉化為對美國安全合作的悲觀態度。川普的外交風格強調交易與利益交換，對傳統盟友的安全承諾，也時常以成本與利益作為衡量標準。尤其當川普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互動成為國際焦點時，台灣社會難免擔憂，台灣利益是否可能在美中談判過程中被當作交換條件。
國家之間的安全關係，不完全取決於個別領導人的好惡。美國對台政策長期受到《台灣關係法》、國會跨黨派支持、印太戰略利益，以及全球科技供應鏈布局等因素影響。台灣位於第一島鏈的重要戰略位置，又在全球半導體產業中扮演關鍵角色，這些因素使台灣安全與美國自身利益緊密相連。
本次調查數據顯示，台灣民眾對美國總統川普維護台灣利益的意願抱持強烈疑慮，當民調題目提及川普預計將在年底之前，與習近平進行兩次以上的會面時，疑慮的程度更被擴大。雖然如此，台灣民眾卻對台美長期同盟關係的制度承諾，以及美軍在亞太的優勢，仍保有穩固的信心。高達60.3％的台灣選民對川普個人沒信心，但同時有58.3％認同軍售會獲批，51.1％認同美軍亞太優勢。領導人的政治意圖可能改變，但國家之間長期累積的戰略利益與制度連結，不會隨著領導人更替而立即消失。（圖1）
如同日、韓、波蘭等國一樣，台灣民眾不太將川普個人言行的不確定性認真看待。台美關係擁有《台灣關係法》（TRA）與《國防授權法案》（NDAA）等跨黨派國會立法基礎，以及台灣在全球半導體產業鏈中的不可替代性。台灣民眾能認清，美中兩國在大國競爭下的戰略對立是結構性的。美國對台安全支持，本質上是源於美國自身在第一島鏈的戰略利益、全球半導體供應鏈安全，以及維持亞太整體秩序的戰略需求。即便川普發動關稅戰或發表個人交易性言論，台灣民眾仍認為，美國自身的國家利益將促使美方持續維持台美軍事合作。
然而，庫德族與烏克蘭的歷史經驗亦警告我們，如果安全關係未能持續制度化，或是台灣自身的防衛決心，與內部政治穩定出現裂痕，領袖個人的交易型性格依然可能成為地緣政治中的巨大變數。將「個人信任」轉化為「不可逆的制度與實質產業、軍事連結」，是台灣在面對大國博弈擺盪時最核心的生存之道。 調查數據顯示，不同世代可能使用不同的經驗與判斷標準，理解台灣在美中競爭中的處境。20-29歲青年高達76.8％認同軍售案會通過，68.5％認同美軍優勢，顯示年輕人傾向從全球科技供應鏈與民主同盟間戰略均衡的角度，看待台美安全關係。相反地，50-59歲中壯年世代，對戰爭風險與台海衝突，展現出更高的防禦型疑慮（69.5％對川普沒信心、34.8％認為中國具軍事優勢）。（圖2）
青年世代成長於台灣民主鞏固期、中美科技戰爆發、全球半導體供應鏈重組，以及強烈的本土主體意識氛圍中。他們目睹的是，台灣在國際民主陣營中，科技與戰略價值的提升。50-59歲世代成長於台灣經濟起飛、台商西進與兩岸經貿紅利期，並親歷過台海危機、斷交風波與地緣政治夾縫求生的歷史困境。他們的政治記憶中包含大國博弈下台灣作為「籌碼」的脆弱性。因此，面對美中角力與台海緊張，50-59歲世代傾向於預測風險，反映歷史記憶帶來的防禦型心理。
然而，青年對美軍優勢的信心，不應被簡化為缺乏風險意識。中壯年對中國軍力的重視，也不應直接被解讀為對美國失去信任。真正值得公共政策關注的，是如何讓不同世代在理解台灣戰略價值的同時，也能對台海衝突的風險與成本形成更完整的認識。 人民對外交政策的認知，並非存在於真空之中，而是高度受到國內政治光譜與政黨認同的篩選（partisan sorting）的影響。「動機性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機制，在此次民調的分析中得到鮮明的印證。泛綠選民透過執政黨的安全敘事，極大化地接收台美同盟的正向訊號（74.3％認同軍售批准、75.8％認同美軍優勢）。反觀泛藍與民眾黨支持者，則展現出高度的疑懼與風險放大（民眾黨88.2％對川普沒信心、50.5％認為華府川習會對台不利。泛藍83.0％對川普沒信心、53.5％認為中國具軍事優勢）。不過，這不代表某個政黨的支持者必然比較理性，另一個政黨的支持者就必然受到錯誤資訊影響。這種「資訊選擇性接收」現象，證實外交議題已成為國內政黨對立與身分認同的延伸。（圖3）
政治認同本來就會影響人民如何理解外交政策，執政黨支持者比較重視政府對外合作的成果，在野黨支持者則比較注意政策風險及政府決策的不足。兩者都可能從不同的資訊與政治經驗出發，形成各自對國家安全的判斷。問題在於，當外交安全議題逐漸成為國內政黨競爭的延伸，台灣社會就可能越來越難以對基本的戰略環境形成共識。一方強調美國支持台灣的戰略必要性，另一方則質疑美國承諾的可靠程度。這兩種觀點原本可以形成必要的政策辯論，但如果最後只剩下政治立場的對抗，反而會使國家安全政策失去理性討論的空間。
相信台美合作的重要性，不代表可以忽視美國政策變動的風險。重視台海戰爭的可能成本，也不代表必須否定與美國合作的戰略價值。台灣真正需要的，不是要求所有政黨對美國抱持相同程度的信任，而是建立一套即使政黨輪替，也能持續討論與推動的國家安全政策。尤其在美中戰略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下，國際社會觀察的不只是台灣政府如何表態，也包括台灣內部是否具有長期維持自身防衛能力的政治意願。如果國防政策不斷受到政黨對抗牽動，甚至連基本的安全威脅評估都無法建立共同討論基礎，不僅會增加台灣政策協調的困難，也可能影響國際夥伴對台灣政策延續性的判斷。因此，如何降低國家安全議題的過度政黨化，是台灣民主政治必須面對的重要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