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柏林牆倒塌時，托馬·皮克提(Thomas Piketty)年滿18歲，所以他不必再經受法國長達幾十年的關於共產主義善惡的折磨人的智慧爭論。他回憶說，蘇聯解體後，他和一位密友曾在1990年初去羅馬尼亞旅行的經歷，更讓他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這個經歷多少令我終身對站不住腳的、反資本主義的花言巧語免疫，因為當你看到那些空蕩蕩的商店，當你看到人們在街上排起長隊卻買不到任何東西，」他說，「你就清楚地知道我們需要私有財產和市場制度，不只是為了經濟效率，而且是為了個人自由。」

但是皮克提對共產主義的醒悟不代表他也抵制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知識遺產，馬克思曾努力解釋資本主義的「鐵律」。和馬克思一樣，他對不受限制的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經濟和社會不公非常不滿。他斷定，這種不公會繼續惡化。「我屬於從未受到共產黨誘惑的一代；我太年輕了，沒有趕上那個時代，」皮克提在自己位於巴黎經濟學院一間通風不佳的小辦公室里接受長時間採訪時說，「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我更容易用全新的眼光來重新審視資本主義和不公平等重要話題，因為我沒有捲入過那場爭論。我無需解釋自己有親共或親資的傾向。」

42歲的皮克提的新書《二十一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哈佛大學出版社）一鳴驚人，至少在經濟學界是這樣的。他的書抨擊了人們之前對高級資本主義的仁慈的假設，預測在工業化國家財富會越來越不平等，這將對公正和公平的民主價值觀產生深刻而惡劣的影響。

曾任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的布蘭科·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稱它是「經濟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嶺意義的著作之一」。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寫道，它「將是本年—也許是這十年—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值得注意的是，這樣一本主題嚴肅的圖書已經進入《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單。

《二十一世紀資本論》的書名是為了與馬克思的《資本論》(Das Kapital)相呼應。該書意在回歸馬克思和亞當·斯密(Adam Smith)等前輩寫過的經濟史和政治經濟學範疇。它儘力去理解西方社會以及支撐它的經濟規律。在這個過程中，皮克提抨擊了「財富推動一切發展」的觀點，向民主政府解決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發起了挑戰—教皇弗朗西斯(Pope Francis)和奧巴馬總統最近也都對不公平所帶來的後果發出警告。

皮克提在一個政治家庭中長大，他的左翼父母曾參加1968年打倒傳統法國的示威遊行。後來他們前往法國南端的奧德(Aude)省養山羊。父母不是他想談論的話題。他說，更相關、更重要的是他這一代人「現成的經驗」：共產主義的崩潰、東歐的經濟衰退，以及1991年的第一次海灣戰爭。

那些事件讓他明白：在這個世界上，經濟觀念能產生如此糟糕的結果。海灣戰爭向他展示出，「如果政府願意，它們能在財富再分配方面做很多事情」。皮克提說，快速軍事干預迫使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放棄科威特和它的石油，這體現了共同政治意願的非凡力量。「如果我們能在幾個月內派100萬大軍到科威特索回石油，那我們應該也能就避稅港做一些事情。」

他是想派軍隊到英吉利海峽人口稀少的避稅天堂格恩西島嗎？聲音柔和的皮克提幾乎大笑起來。「我們甚至不必那麼做—一些簡單的基本貿易政策和貿易制裁就能立刻解決問題，」他說。

皮克提是個優等生，通過傳統方式成為法國精英人士，18歲時被精英雲集的巴黎高等師範學校錄取。22歲時完成關於財富再分配理論的博士論文，該論文獲得了一些獎項。然後他到麻省理工教經濟學，兩年後由於對美國的經濟學研究感到失望而返回法國。

「我的博士論文主要是關於純粹的經濟理論的，因為那是最容易做的事。我在馬薩諸塞理工學院做助理教授時也是研究經濟理論，」他說，「那時我很年輕，在那方面做得也很成功，所以那是個輕鬆的工作。但是我很快意識到那裡沒有人認真收集關於收入和財富的歷史數據，所以我開始做這件事。」

他說，理論經濟學過於關注保證計量經濟學和統計插值技術正確，「你沒有真的在思考，你不敢問那些重大的問題」。美國經濟學家們也往往把自己研究的問題縮小到自己能回答的範圍內，「但有時這些問題不是很有趣，」他說。「我想寫一本真正的、能與每個人對話的書，這意味?我不能選擇自己的問題。我必須正面應對那些重要的問題，不能逃避」。

他厭惡經濟學領域的狹隘。所以他決定寫一本巨著，一本在他看來既是關於經濟學也是關於歷史的書，一本能夠手把手引領普通讀者的書。

他也不畏懼文學，從簡·奧斯汀(Jane Austen)和巴爾扎克(Balzac)等現實主義小說家對社會的描述中尋找靈感。在這些小說中，財富最好是通過聰明的婚姻獲得的；每個人都知道繼承土地和財產是過上好生活的唯一方式，因為光靠勞動是掙不到錢的。他想知道那種臆斷後來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通過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經濟學教授伊曼紐爾·塞斯(Emmanuel Saez)合作，皮克提把自己的研究從法國延伸到了美國，他發現20世紀初的規律—「資源分配的頭10%幾乎完全是租賃收入、股利收入和利息收入」—似乎在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初變得不那麼普遍了。

「我過了很長時間才意識到實際上我們在慢慢朝之前均衡的方向發展，我們是一個漫長的漸變的過程的一部分，」他說。他在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研究這個問題時，「它不可能被如此清晰地理解—又多出20年的數據對我們理解戰後這段時期幫助極大。」

他的發現—在現代化的電腦幫助下—是以先進工業國家幾個世紀的財富積累和經濟增長數據為基礎的。這些觀點說起來也相當簡單：資本收入的增長率比經濟增長率高好幾倍，這意味?工資收入的比例相對在縮小，工資收入的增長極少能快於總體經濟的增長。在人口和經濟增長放慢時，這種不平等變得極為突出。

戰後經濟看起來不一樣了，那種不平等降低了，原因是歷史災難。「一戰」、經濟大蕭條和「二戰」摧毀了私人資本的大量積累，特別是在歐洲。法國人所說的「輝煌的三十年」—戰後大約30年的快速經濟增長和不斷減少的不公平—是個反彈。當然，美國的變化不是那麼明顯，因為戰爭是在別的地方進行的。

人口和經濟增長率高於正常水平，加上對富人增稅，減少了不平等。但是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專業和政治假設—不平等將會穩定下來並自行減少—被證明是錯誤的。我們現在回到了傳統模式，每年的資本收益率是4%至5%，而經濟增長率大約是1.5%。

所以不平等很快開始加速，某種程度上里根(Reagan)和撒切爾(Thatcher)對富人減稅的政策加劇了這種狀況。「涓滴經濟學本來可以是正確的，」皮克提簡單地說，「只不過它碰巧錯了。」

他的作品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也是對放任經濟學的挑戰，這兩種理論「都指望依靠純粹的經濟力量來實現普遍的和諧或公正」，他說。馬克思認為由於體制的矛盾，資本收益率將降低至接近零，帶來崩潰和革命，皮克提的看法則完全相反。「資本收益率可能永遠高於增長率—這實際上是人類歷史上大部分時候的情況，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來還會是這樣。」

2012年，1%收入最高的美國家庭獲得了全國收入的22.5%，是自1928年之後的最高值。現在10%最富有的美國人佔有全國財富的70%不止，比1913年鍍金時代結束時的比例更高。而且其中一半是由最富有的1%的人佔有的。

皮克提有三個女兒，分別11歲、13歲和16歲。他不是革命者。他是個無黨派人士，他說自己從未為任何政客擔任經濟顧問。他稱自己是個實用主義者，只是憑數據說話。

他承認自己的著作從本質上講是政治性的，他對現在常見的管理層高薪非常不滿，說「花1000萬請一個人為你工作的想法，純屬觀念形態的問題」。

他說不公平本身是可以接受的，它能激發個人主動性和財富創造，在累進稅和其他措施的協助下，它能讓社會上的每個人都更富有。「我不介意不公平，只要它是對大眾有益的，」他說。

但是和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家約瑟夫·E·施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一樣，他認為極端的不公平「在威脅我們的民主體制」。民主不只是一人一票，而是承諾提供平等機會。

他說，當收入、政治影響力和知識信息產出極端不平等時，「民主體制很難運行。20世紀的一個很大的教訓是我們不需要19世紀的不平等繼續下去。」但在他看來，這正是資本主義世界再次前進的方向。

跟他合作的塞斯說，「托馬既追求完美，又沒有耐心—他想讓事情做得又好又快。」他補充說，皮克提「對經濟學有?難以置信的直覺」。

這本書的最後一部分表達了皮克提的政策理念。他支持對真正的財富（去掉債務）執行全面累進稅，產生的收益不是交給效率低下的政府，而是重新分配給那些擁有較少資本的人。「我們只是想要一個公平而實際的分擔稅務負擔的方法，」他說。

他說，與單獨的收入相比，淨值更能表明支付能力。「我只是建議減少世界上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三幾乎沒有財產的人的財產稅，」他說。

該書是一年前以法文出版的，它不是沒有遭到批評，特別是針對皮克提的政策處方，有人認為從政治角度講它太天真。還有人指出，有些資本的增長是因為老齡化人口和戰後撫恤金計劃，不一定是繼承來的。

肯定還會有更多的批評，皮克提說他對此持歡迎的態度。「我當然期待爭論。」

【紐約時報中文網／STEVEN ERLANGER】 2014/05/01

http://cn.tmagazine.com/books/20140501/t01marx/zh-hant/

關鍵字：亞當斯密

與亞當·斯密和卡爾·馬克思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