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缺少互信加劇釣魚島衝突

日本政府“國有化”釣魚島觸碰了中日間最敏感的政治神經，表面上是一起偶然事件，但背後折射出的是亞太地區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客觀上，亞洲的主要安全問題是中國崛起同美國主導的亞太秩序之間的矛盾；主觀上，中國同美日之間嚴重缺乏信任， “信任的稀缺”導致各式各樣的矛盾和衝突頻發。

釣魚島問題升溫同中國崛起以及美國高調重返亞太戰略是同步的。美國高調重返亞太已經或者可能產生的影響包括：美國加強同東亞盟國的軍事合作力度，可能引發地區軍備競賽，最終導致地區局勢失控；美國事實上“拉偏架”、“選邊站”的政策加劇了釣魚島問題的複雜性，日本可能會誤讀美國的意圖，選擇更具強硬性的對華政策，以增強美對其的重視程度。中國的立場是，亞太地區是全球經濟增長最為活躍的地區，美重返或聚焦於此是極其自然的事情，但不希望美國離開一個衝突區域（中東地區），又將衝突帶入另一個區域。

因此，美國需要明確解釋其重返亞太的政策，以免導致某些國家錯誤評估和鋌而走險。同時，中國政府需要提醒美國政府，對亞太政策的任何變動需特別謹慎，因為中國是這一區域的核心國家，中國希望被正面、積極地看待。

目前，亞太地區安全結構具有以下特徵：冷戰後，和平與發展成為基調，但亞太地區依然是冷戰因素遺留最多的區域，特別是國家之間的爭議和摩擦很多；存在複雜的利益關係和複雜的同盟關係。很多問題會毫無徵兆地爆發，如台灣問題、朝鮮問題等都會隨時成為地區乃至全球的爆炸性議題；美國重返亞太的方式是強化同盟體系，因此在亞太安全結構中，軍事因素的影響力在持續上升；東亞國家的力量並不均衡，而且沒有類似北約的集體安全機制。區域內沒有任何大國能夠提供安全領域的公共產品；東亞地區存在雙重利益結構，即東亞國家在經濟上高度依賴中國，在安全上高度依賴美國，這兩大利益互相重疊，導致東亞國家在兩大利益間搖擺不定。但是，日本、菲律賓等國不會為了與美軍事同盟，而在經濟上同中國一刀兩斷。

對此，中美日之間最大的利益共同點是：第一，不希望地區局勢失控。第二，希望亞太經濟能夠持續發展。因此，作為全球三大經濟體，中美日要防止一般性問題或突發性問題走向極端化和棘手化。

事實上，中日釣魚島問題的解決主要考驗四對關係：中日關係，歷史恩怨以及中華民族與大和民族之間的複雜情感；中美關係，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衝突；日美關係，藉此考驗日美軍事同盟是否足夠牢固；中國周邊鄰國同中國的關係，即一些與中國存在領土爭議的國家是否會趁火打劫。

上述任何一對關係的處理都不簡單和單純。就中美關係而言，美國一方面通過在中國崛起之路上製造麻煩以維持美國的地區霸權。同時，大多數美方人士也認為，美國必須面對中國崛起的現實，並將中國納入美國的全球治理體系。他們堅持，美國可以從一個強大的中國身上受益，而不是一個虛弱的中國。所以，中國成為既被借重與又被遏制的複雜角色。需要強調的是，中國的存在對美日來說非常重要，是美日傳播其普世價值的合法性基礎，是美日增加其軍費開支的強有力理由。

在中短期，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是確保經濟發展與整體穩定，遏制中國不是首選，因此美國會出面協調中日衝突，並將烈度控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中長期，美國政府會考慮將中國納入美國在亞太的安全架構，而不是排斥中國。同時，中國也應該考慮如何與美國合作在亞太安全結構的構建上發揮建設性作用。

總之，亞太安全結構的任何變動都會影響到中美日關係，反之亦然。其中，要將中美關係的良性發展作為穩定亞太安全事務的重中之中。歷史經驗表明，中美關係穩定，亞太安全就有保障，就沒有太大的波動。

另一方面，信任關係的強度決定?合作的深度。在亞太地區，信任是最缺乏的戰略資源，無論是中美之間，還是中日之間。就中美日三邊關係而言，美日之間的信任大於中美和中日之間的信任，中美之間的信任又大於中日之間的信任。其中，中日之間的任何風吹草動會很快上升到國家層面，兩國的民族主義情緒會迅速發酵、爆炸，而且沒有任何過渡。所以，目前中國和日本政府管控危機和預防衝突的壓力極大。

缺乏信任，首先是因為缺乏了解。中日兩國是地理距離較近，但心裡距離極其遙遠的鄰國。中日之間不僅沒有“共享觀點”，甚至連“共享知識”都沒有做到。上個世紀20年代，國民黨元老戴季陶就曾在《日本論》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這個題目，日本人也不曉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幾千百次，裝在試驗管里化驗了幾千百次。我們中國人卻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對，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幾乎連日本字都不願意看，日本話都不願意聽，日本人都不願意見，這真叫做‘思想上的閉關自守’，‘知識上的義和團’了。”

今天，中國人對日本相關知識的了解依然十分有限，中國人對日本的國情、民族性格及其風俗習慣依然充滿了錯覺甚至誤解。同時，一個較為負面的趨勢是，日本人也逐漸失去對中國學習和了解的興趣。如果雙方都不願真誠地了解對方，心裡隔閡就始終根深蒂固。

缺乏信任，來源於雙方的共同利益基礎薄弱。共同利益是相互信任的基礎，也是相互信任的產品。目前，中國同美日之間的共同利益基礎薄弱，尤其是在同質性問題上相差很大。例如，政治哲學迥異，政權組織方式也完全不同，特別是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增加了彼此間政治文化上的敵意成分。再加上美國以及美國影響下的日本明顯的優越感和“天定命運”學說，致使輸出自身價值觀的使命感和按照自己的理念改造世界的願望十分突出，同中國的和合文化、中庸思想截然不同。

缺乏信任，來源於雙方不愉快的互動經歷。信任發生論強調信任來源於雙方互動的記憶。鄧小平曾直言：“日本是世界上欠中國的賬最多的國家。”如果把新中國比作個人，則此人的幼年極其坎坷。新中國誕生及成長的環境使中國往往對外部世界充滿疑慮，尤其對國家領土完整等議題高度敏感緊張，這是客觀事實。

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至今，中國曾先後經歷過幾次大的戰爭。其中，中美交戰最早、持續時間最長、傷亡人數最多。因此，建國前的日本、建國後的美國基本上給新中國留下了完全負面的印象，也使中國感到危機四伏，同時促成了新中國長期對外界的低信任感。如果初期相處就形成了不信任感，日後就需要有大量的幸福體驗才能將其克服。所以，“解鈴還需系鈴人”，美日應在互信建設中做出更多有利於緩解中國緊張情緒的貢獻。

信任是一種拒絕單方面改變現狀的關係。據此檢驗當前的中美日關係，中國深受“克制”文化影響，而美日卻更多地表現出追求絕對優勢、不願約束自身的行為特點，並且總是試圖改變對方。因此，美日首先進行必要的自我約束是增進互信的關鍵。

今天，在中國崛起的大的語境下，舊的分歧、新的糾葛被不斷炒作，久而久之“敵人”或者“軍事衝突”有可能“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對此，要求中美日三國在單邊行為上注重自我約束，在雙邊互動中注重換位思考。

對中國而言，中國存在與國際社會的認知鴻溝，即中國看自己同別人看中國往往存在巨大的差距，同時中國看世界也同別人看世界存在巨大的差距。為此，中國首先應努力建立多樣化、多層次的溝通渠道和危機管理機制，即使爭吵也勝於兵戎相見。此外，中國應積極加強對美日公共外交、民間外交的力度，通過普通民眾對中國形象的改善以影響他們各自的政府。

【紐約時報中文網 / 趙磊】

http://cn.nytimes.com/article/opinion/2012/09/28/cc28zhaolei/zh-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