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李克強經濟學」為時太早

今年6月，巴克萊資本的一份研究報告專門提煉了一個英文新詞Likonomics，中文則是「李克強經濟學」。這個概念瞬時紅遍整個投行界，並迅速蔓延，市場反映「趨之若鶩」。日本不久前才總結出安倍經濟學(Abenomics)，作為東亞近鄰的中國，沒有落後。投行的研究總是希望提供對現實信息的不同解讀，猜測未來短期內的可能走勢。大概投行研究者們對李克強有強烈的期望，因為之前就有個「克強指數」非常流行，在大家對中國宏觀信息可信程度缺乏信心時，這個指數提供了合理的補充。

媒體們對「李克強經濟學」的反響更是熱烈。網上可以看到「李克強經濟學給環保產業發展帶來的福音」，「李克強經濟學將令樓市急降溫」的標題。最有趣的一條是「克強經濟學給了彩票業一個啟示，中國彩票從政府管制到市場化的進程，從頂尖上層建築那裡是講得通的，然後再落到彩票體制和政策上，市場勢必發揮更大的推動」。最近的一則消息則是：「李克強已下定決心選擇上海作為第一個櫥窗，展現李克強經濟學是如何發揮作用將中國從硬?陸的風險中拯救出來的」，「上海的自由貿易區是李克強經濟學的一部分」。

市場的反應和想像熱情激烈，對「李克強經濟學」概念的辨析和推廣可以不受限制隨意發揮。其實，這個概念本身的初始含義，即巴克萊報告總結的「李克強經濟學」，由三個主要部分構成：不出台刺激措施、去槓桿化和結構性改革。具體包含：逐步縮減國家主導的投資行為，結束財政刺激；去槓桿化以大幅削減債務；推行結構改革，其中包括金融自由化(financial liberalization)，以及對財政系統、要素價格、土地使用、行政控制、壟斷、收入分配以及戶口登記制度等領域的改革。邏輯是：用短痛換取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潛力。

按照我的理解，「李克強經濟學」提法的核心應該是約束政府的行為，糾正從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政府和國有經濟的過度膨脹。按照市場規律辦事，是一直提倡的準則。這個規律要求市場各方的權利要受制約。最為重要的部分是政府的行為要受約束。而真實有效的約束的本質是對權力的制衡，允許競爭的法則促使權力執行效率的提高。這是經濟邏輯落實到政治安排的自然要求。但中國政府面臨的實際約束產生變化的現實可能性有制度性的保障嗎？鑒於政府不用擔心下台的威脅，競爭法則沒有正式引進到政治層面，投行報告總結的「李克強經濟學」的這三個主要部分的期望，究竟是否具備現實的制度基礎，還是停留在對個人施政特色的期許？

一個可能的情況是，這三個部分的期望在一定時期內是沒法徹底貫徹實行的：

一、不出台刺激措施的願望可能是一廂情願。對本國經濟的刺激推進，本來就是政府的職責。尤其在中國現有發展階段，政府的政策走向利益攸關，政府的激勵措施當然是必要的，也是市場歡迎的內容。問題的關鍵是採用什麼樣的刺激辦法，採取多大的規模？激勵的對象是什麼？代價有多大？沒有大型經濟危機的威脅，4萬億政府投資和銀行系統的10萬億配套信貸當然不再可能。但經濟一放緩，利益群體受損，就業壓力帶來的社會穩定問題便會成為最為有力的道理，迫使國家主導的投資行為和財政刺激及貨幣政策出台。國有經濟控制經濟命脈還是這個經濟體的主旋律，它代表?利益群體與政策制定者榮辱與共，雙方責無旁貸相互扶持。刺激規模或大或小，其中的利益關聯比現實婚姻還更牢靠。

二、去槓桿化？在不改變現有經濟政治資源安排和發展模式的格局下，去槓桿化無疑是自相矛盾的提法。地方政府的競爭，某種程度提供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動力。在現有的官員激勵制度下，各級政府當然責無旁貸地、史無前例地、急遽大規模地進行城市化建設和改造。而金融體系沒有坐失歷史機遇，義無反顧地推動配合。當前過度槓桿化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與國有控制的金融體系以及財政貨幣政策的捆綁。這個模式的槓桿作用，在一定區間里保證了過去十年的經濟成就。地方政府的負債水平和償債能力，雖然還沒有最新的權威的公開數據的支持和評估，但它已經引發了對現有經濟體系安全性的擔憂。然而，它的強大慣性，在現有政績考核體制下膨脹放大，短期內依舊勢不可擋，大不了改頭換面，換一套說法，找不同的政策支持—高架橋地鐵修夠了，接?棚戶區的改造。更何況地方融資平台和包括信託在內的影子銀行，已不是單純經濟領域內的問題，它涉及政治利益的較量。

三、結構改革並非現在才提，早在朱鎔基時代之前就已經開始，只是過去十年延遲了。而結構改革的重點不應該只是部門的撤併，不只是審批職能的下放和放寬。?眼點應該有個理論高度，那就是如何限制政府權力，促使公權力的實施沿?高效、廉潔的道路轉向。這不是斷腕斷臂或者甩開膀子就能實現，而是必須觸及「靈魂深處」，反思體制內在矛盾弊端，需要脫胎換骨的際遇。而脫胎換骨的際遇，是武俠小說里的憧憬。實際發生的可能，容不得幻想。

短期內經濟下行的可能性，正考量這屆政府的作為，這是比體制改造的長期理想更為現實迫切的約束。如何應對當前的經濟局面已經給本屆政府施加巨大的壓力：地方政府的債務，金融體系的安全，國有企業的效益，中小企業的發展後勁，進出口形勢的變化，生態破壞，資源配置的不公與低效，而股市房市的變化更是牽動直接的利益。這些都驅使政府不得不面對短期壓力，及時應對，稍不注意便不在意長期目標，轉以短期效果為重。如何在體制內部產生激勵，面對長期增長目標制定改革方略，這不是總理內閣就能含括的內容。這是整個執政群體需要明確闡述的施政綱要。

長期增長的目標需要結構性的制度改造。這不是簡政放權式的修補，也不是政府主導的方案實施。而是如何在現有的動力結構上判斷整體經濟需求的分佈，按照實際需求安排政策，改變決策的動力。如何評價政府的作為，如何限制政府的行為，如何滿足地區不同需求，按照地區優勢自主發展（包括邊疆民族地區）？如何激發各種利益團體的積極性，制定規則引導？如何讓不同的價值觀念競爭比較，引導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讓思想解放帶動經濟發展模式的變化？這些都需要政治決策體系的變革。政治體制，不僅僅是憲政意義上對統治者的制衡，而且是具體的表達機制，使得地方和局部地區利益得以有效體現，併合理平衡。

只有根本的制度改革，才能保證這些具體措施長期實現的可能。而不是單純依賴個人的執政風格。經濟競爭總是赤膊上陣的實力比拼，但政治安排必須注重平衡、公平和對弱勢群體的保護，不被經濟勢力所左右，不為短期利益所劫持，不能淪為既得利益的工具。

雷根在他的第一任期里，堅持推出共和黨人奉為圭臬的減稅策略。他在日記里惴惴不安地祈禱就業改善和經濟增長，焦急等待減稅政策的效果。他承擔了巨大的政治風險，並以第二任期為賭注的代價，才換來雷根經濟學的美譽。安倍經濟學，則是有明確的通脹目標，明確提出貨幣貶值，刺激經濟增長，改變緊縮頹勢，是明確的施政綱領，作為空前的宏觀經濟自然實驗，日後勢必在經濟學領域被廣泛討論研究。「李克強經濟學」不同，是投行研究的總結，李克強總理不大可能公開承認，更不是指引中國經濟改革的實際方案。

朱鎔基總理在他任期內改革了財稅體制，保證了中央的財政能力，維護了國有企業改制後在經濟體的核心地位，在政權經濟基礎穩定的格局下，堅持了對外開放的目標，加入WTO。之後十年對外貿易的發展促使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實現第二大經濟體的夢想。但評論卻給了他一個外號：經濟沙皇。沒有「朱鎔基經濟學」。他在經濟壓力前「赴湯蹈火」打硬仗，個人魅力卓然超群，為後任奠定十年的基礎。但他不是最終方向的決策者，未能從體制上迫使繼任者繼續開荒探索。十年過去，貽誤了根本體制改革的良機。

我倒希望有個明白闡述的「習近平政治經濟學」，不只是控制吃喝接待的表層努力，也不只是號召全民共同暢想的中國夢，而是在反思政權合理性和政治創新可能性的前提下，思考根基穩固後的政治目標。其要義是制衡性的制度安排，限制腐敗的制度保障，鼓勵創新的政治激勵，不以簡單穩定為目的的體制變化。更確切的要求則是思想解放的當代版，從理論源頭探討改革出路，確定改革共識。這是躲不開的、要負歷史責任的步驟。

大家都翹首等待本屆政府清晰的施政綱要，期望金秋十月的三中全會能有個明朗的輪廓。其實不該乾等?結果的出現，現在就是討論的良機。

【紐約時報中文網/張居衍】(為經濟學博士) 2013/07/19

http://cn.nytimes.com/business/20130719/cc19liconomics/zh-h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