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制度殺人

在洪仲丘過世的第28天，軍檢偵結起訴，對這一份起訴書，許多人是不滿意的，認定仍有許多有意無意的「遺漏之罪」；即使如此，這份起訴書還是可視為是對軍中制度及文化來一次總體檢，是軍中高官如何濫權扭曲制度、最後以一個下士的生命為代價的全紀錄，這份死亡紀錄至今讀來仍然驚心動魄。

軍高檢指出，氣溫、環境、生理、物理四大因素，是洪仲丘致死的原因，但正如洪仲丘在關禁閉前相當正確的預感，「我不知道我能否撐過這7天」，死亡倒數的時間當然還要往前。如果將軍高檢的起訴書視為是最低的事實，我們可以發現，至少有10個死亡關卡，在任何一關，只要有主事者能夠負責把關，洪仲丘就不會喪命了。

換句話說，即使542旅的何江忠、范佐憲等人挾怨報復、存心惡整，刻意無視士官帶手機不必關禁閉的規定，但若是269旅不要便宜行事，先禁閉、再補件，不要擅改操練課表，洪仲丘還有存活的可能。通常，犯一個錯就足以致命，更何況是連犯了10個以上的錯誤。難怪軍檢起訴後，各式陰謀論反而源源不絕，要能夠犯下所有的錯，若不是集體犯罪，就是軍中枉法的次文化已經無藥可救。

但可以確定的是，這不是制度殺人，洪仲丘律師顧立雄批評起訴書是制度殺人，如果不慎被誤用、推廣到整個案情，反而不利追查真相，畢竟，「制度」是不能在法庭上受審判的，法庭要做的是要釐清每個涉案人的責任。

可以想像一下最極端的情況，在〈獨裁統治下的個人責任〉一文中，漢娜•鄂蘭高度肯定二戰後對納粹的追訴及審判，因為在法庭內，受審的不是制度、不是歷史潮流、不是主義，而是一個有名有姓的人，如果這個受審的人剛好是公務人員，他不能說，「不是我，而是系統做的，我只是當中的一個齒輪」，因為法官馬上就可以追問，「你為何會在這種狀況下變成齒輪」，非追到驅動齒輪的人負責為止。

在邪惡的納粹制度下，責任都不能移轉，更不用說在民主的台灣。只是，在適用漢娜•鄂蘭的高道德標準前，可能要有一番調整，對於那些在洪案中涉嫌違法亂紀的軍官們，當然不容他們拿制度當藉口；但對269旅那10位犯「業務過失致死」的士官，在問罪前，軍方該問的是，在軍中尚未改變「特別權力關係」文化之前，這些士官也許不知道，自己有不當齒輪的權利，要他們和高官共同背罪，未免太沉重!

【中時電子報／吳典蓉】20130802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E6%88%91%E8%A6%8B%E6%88%91%E6%80%9D%EF%BC%8D%E9%80%99%E4%B8%8D%E6%98%AF%E5%88%B6%E5%BA%A6%E6%AE%BA%E4%BA%BA-20130802000943-26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