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大陸的政治改革

政治政革一直是外界質疑和批判大陸「改革開放」政策的焦點，去年下半年大陸總理溫家寶曾在不同的場合8次提及「政治改革」，引起左派口誅筆伐。結果，今年溫家寶的政府工作報告，及「兩會」後公布的「十二五規畫綱要」，涉及政改的部分比起去年和「十一五綱要」就有所刪減。特別是在中東茉莉花革命敏感時刻，中共公安機關無視國際壓力，逮捕了包括知名藝術家艾未未在內的異議分子，更令外界對中共的政治改革不抱期待。



然而，「兩會」一結束，胡錦濤就在政治局擴大學習會上，大談「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是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必然要求，是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的必然要求。」明確宣示了改革的方向。我們究竟應如何理解中共的政治改革，才能客觀認識其改革的邏輯、準確判斷未來卅年的改革走向？



首先要理解「政治改革」在大陸是否必要？大體而言，大陸除了根本否定「改革開放」政策的人，基本上都不反對「政治改革」，他們也把「政治改革」視為發展過程中的必然作為。



其次要理解「政治改革」的內涵，對西方思維者而言，政改意味中共必須仿照西方國家政治體制，進行西式民主改革。對此，中共的領導人多次給於明確的否定答覆。對中共而言，「政治改革」意味上層建築因應經濟基礎改變而作出的相應調整。前者稱為革命，後者才是改革。



其三是由「相應調整」而延伸出是否相應的問題，在中共內部有人認為目前的政治改革速度符合經濟改革的速度。也有人認為政治改革速度太慢。前者是左派，後者往往是右派。



其四是落實的問題，一般而言，中共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中央出台的政策中，經濟改革政策落實度很高甚至超前，政治改革的落實度則長期偏低。何以政改落實度偏低，根本原因在幹部的心態，對幹部而言，政改是對自己開刀，既沒有急迫感又缺乏制度誘因。所以討論「政治改革」，在很大的程度上必須關切到可執行性問題，否則就是空談。



在此情況下，我們對比「十一五綱要」，重讀「十二五綱要」相關內容，可以發現當前中共政治改革有三大特點：第一是著力行政部門改革，在「十一五綱要」中，我們看到比較多的是對行政原則的要求，其政治意義比較強，但是不易實踐。「十二五綱要」中，則以行政作為的要求為多，指標也比較具體。



第二是著力於可實踐性，例如把推行政府績效管理和行政問責制度單獨列出，實行內部考核與公眾評議、專家評價相結合的方法，推行行政問責制，明確問責範圍，用以提高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



第三是結合「社會改革」，提出公共服務型政府和共同治理理念，以建立新型的社會管理體制和機制，適「十二五綱要」提出「堅持多方參與、共同治理，統籌兼顧、動態協調」原則，建立一個「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



換言之，中共雖然把政治改革限縮在行政改革的範疇，但確實已提出相應於經濟改革引起的社會變化所作的必要調整；同時將行政改革和社會改革相結合，看似管理社會其實是將行政改革融進社會改革的進程中，以便對行政改革形成一種外在的驅力，迫使行政改革前進。可以說，這是中共當局推行政改的新方法、新策略。



當然大陸政治生態最大的問題在於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中央將行政改革和社會改革的主力放在地方，但進入基層，卻有可能被扭曲為對社會的控制和壓制。以目前中國大陸社會的覺悟和信息的發達，地方和基層官僚如果仍不知改變、依然故我，未來代價可能非常沉重。



威權體制有個人威權型、軍人威權型、家族威權型及政黨威權型。以現今國際政治的變遷來看，個人威權型統治力最弱，政黨威權型統治力最強，中共又是政黨威權型中警覺性最高的一個政黨，在執政60年中，不斷進行改變和調整，以保護政權，保有權力，我們評論中共一切改革都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權力，可能是對的，但如果因為他不按西方民主的牌理改革，就認定沒有政改，那麼看走眼的可能是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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