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騷亂：全球大都市之亂的先兆？

倫敦騷亂之後，右翼評論家指責流氓主義，左翼評論家則指出對英國經濟停滯不前和財政緊縮的失望是誘因所在。但騷亂的根源更為深刻，它從根本上與全球經濟不斷變化的結構有關。很多全球性城市都將很快面臨這些問題。

金融時報中文網今日刊登分析文章稱，全球化為大城市增加的財富難以計數，但同時也令它們變得日益分裂和不平等。除了年輕人、種族地位甚至人種之外，倫敦騷亂還關乎階級以及日益嚴重的階級分化。這並非倫敦所特有，在全球很多大城市都存在。全球化非但沒有縮小、拉平經濟差距，反而讓這些差距變得更大。

我們在倫敦、紐約、東京和孟買的高樓中向外望出去，越過特權階層的山巔，告訴我們自己競爭是公平。但我們犯了一個大錯。我們的世界，特別是城市，現在問題重重而且分化嚴重。

在倫敦騷亂的頭條新聞背後，是兩類重要移民的故事。一方面，全球大都市吸引著尋找避稅場所和購物機會的全球超級富豪。另一方面則是那些渴望更美好生活的低技能移民。夾在這兩種人中間的通常是當地居民，他們被迅速變化的經濟變革甩在身後。

倫敦確實有貧民區和富人區，但與多數美國城市貧富地域的明顯分化不同，倫敦的富人和貧民通常比鄰而居。他們往往居住在某個迅速中產階級化的區域，夾在貧民區中就好比富人區的飛地。這些“新波西米亞”區域往往具有最旺盛的創造力，但日益上漲的房價和存在差異的生活前景也有目共睹。全球超富人群看上去似乎並沒有因此次經濟危機而受到任何傷害，而年輕人以及低技能人群失業時間卻越來越長，隨著經濟的惡化和預算削減的落實，他們的前景正變得黯淡起來。

文章稱，此次騷亂也是對倫敦毫無掩飾的全面改造的反應。與許多其它全球性城市一樣，倫敦的絕大部分政治能量都投向了其一小撮精英階層的需求和利益。倫敦向“奧運城市”的轉型既包括場館改造，也涉及群體和人口的地理搬遷，這都引發了不滿情緒。社會契約不斷受到破壞，同時又缺乏可行的大眾政治機制來宣洩這種不滿情緒，因此最終出現的不是和諧一致的聲音，而是毫無條理的憤怒。

此外還有這種原因：人類最偉大的一些城市並不是枯燥無味的單一文化體，但使得它們充滿活力的豐富特質也加劇了它們的不穩定。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很久以前就註意到，如果城市人口密集，而且窮人們距離政治中心很近，傳統城市就容易變成暴亂中心。最具創新精神的美國城市同時也是抗議示威最多的城市，並且社會資本和凝聚力也最低，這並不是巧合。今天的倫敦也幾乎如此。

簡而言之，很有可能，這種騷亂是全球化時代中城市的一個特點，而不是一次偏差。我們的城市並不是“山巔上的光輝之城”，而是四分五裂。放任自由市場不受控制地自行其是，將使這種分裂狀況更加惡化。若單純的增加警力則會招致更大的災難。因此，大城市若要實現繁榮，現在就需要制定新的社會契約。

而僅僅靠老式中央集權式的藥方——公共住房、公共醫療、公共福利以及毫無前途的為創造就業而安排的工作——是不夠的，最初下層階級就是在這些措施的助紂下創造出來的，而這個階層幾乎是恆久不變的。新契約必須承認每一位居民都是創造性能量的來源。

這意味著實行兒童早期發展計劃，並努力引導年輕人把才華投入新型城市企業和對社會有益的創造性活動中。還必須著重把快速增長、低工資、低技術的服務業工作崗位，轉換為報酬更高、更有成就感和更富有成果的工作。

文章表示，倫敦和其它全球中心城市要想繁榮，就必須擴展其建設創造性城市的承諾，僅有外表光鮮的公寓、大型體育設施和文娛區是不夠的，要為全體居民提供真正的發展機會。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上周發生在倫敦的一幕幕場景將很快在全球其它地方大量上演。

【中評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