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的歐洲（上）
吳怡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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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大西洋關係的主要威脅，不是具敵意的白宮，也不是雙方利益的脫鉤。今日的危機，首先，是美、歐權力不對稱的結果。雙方長期以來，接受、甚至培養這樣的不平衡。
繼跨大西洋同盟之後...
（我們為什麼選擇這篇文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今年成立70年，本月3日於倫敦舉辦峰會。本文的重點雖不在北約這個軍事同盟，但點出今日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也就是美、歐關係，面臨什麼樣的困境？根本問題為何？如何走出新路？）
吳怡／編譯
譯文：
2019年初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中，美國前副總統拜登（Joe Biden）說話了。對著在場的歐洲政要、外交官、軍方領袖，拜登說：「我們會回來」，這個訊息是寬慰人心的，因為歐洲相當擔心美國置身事外的態度，而拜登的演說也博得滿堂彩。他似乎在說，一旦現任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任滿，美、歐領袖遲早會重返跨大西洋共識，這個定義二戰後美、歐關係的共識；目前，只需耐心等待。
拜登賦予歐洲人的希望，是一般的、卻也是錯覺的。美國政府若改朝換代，確實能緩和目前某些大西洋兩岸的緊張關係，例如取消歐洲鋼、鋁關稅、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都能達到效果。不過這些調整，無法解決根本問題。美、歐之間的裂痕，並非始於川普，也不會終於川普。因此與其無止盡的懷舊，美、歐領袖應該開始誠實面對，是什麼導致今日的危機，然後才可能建立成熟、前瞻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
跨大西洋關係的主要威脅，不是具敵意的白宮，也不是雙方利益的脫鉤。今日的危機，首先，是美、歐權力不對稱的結果。雙方長期以來，接受、甚至培養這樣的不平衡。歐洲以順從美國，換得美國保護傘下的位置。至於美國，儘管最近常以「責任分擔」的說辭嚇唬歐洲，但美國領袖長期以來，寧可歐洲「搭便車」，也不願歐洲有亂。但是冷戰的結束、九一一事件、中國的崛起，畢竟還是令華府轉向了、優先順序改變了，歐洲於是被晾在一旁、打入凡間。如今，這塊大陸是「肉食世界中的吃素者」，德國前外長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如是說。而川普的歐洲政策，在冷漠與敵意中交替，使歐洲的處境更堪慮了。
歐洲諸多的願景中，歐盟委員會主席榮科（Claude Juncker）、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常援引其中的「戰略性自主」（strategic autonomy），是自主於美國，可惜到現在仍只是願景。歐洲軍隊也只是紙上談兵。（譯按：根據紐約時報報導：戰略性自主：2016年11月，歐盟宣布了（European Defense Action Plan），表示每年撥出共55億美元，給歐盟會員國購置軍事硬體設備，包括直升機、無人機；也讓會員國發展軍事科技；值得注意的是，該計劃提出是在川普勝選沒多久，而川普就曾提出要北約（NATO）會員國，每年撥出GDP的2%給北約，供軍事花費，結果歐盟（歐盟28個會員國中，22個在北約）提出的（European Defense Action Plan），也就是上述的每年55億美元，並不是給北約。但北約所有成員國確實曾同意應該把國防開支提高到佔本國GDP的2%。然而根據CNN今年3月報導，北約29國中，只有7國達標。）
儘管這個計劃仍未成熟，華府仍—若不是全然反對—也是充滿疑慮。因為歐洲若在安全事務方面，走自己的路，未來勢必與美國直球對決。美國，寧可歐洲在北約的框架下，投入更多軍事經費；這個思考邏輯就是，更有能力的歐洲，仍會追隨美國的領導。但是，希望歐洲投資更多國防經費，卻不願歐洲能擁有自主的安全利益，是不切實際的。美國必須選擇。是寧可歐洲持續軟弱、分裂，符合美國利益、繼續依賴美國？還是準備好面對好歐洲，成為有效、自主的夥伴，偶爾不聽美國的話？歐洲，也要抉擇。不能自稱為獨立的全球領袖，卻同時依賴美國提供安全，包括在歐洲的週邊地區。
歐洲現在不團結，也是無關痛癢的角色，其領袖必須逆轉這個態勢。但是在歐洲努力的過程中，美國也不應反對，就算歐洲最後成為難以合作的夥伴。因為強大、能捍衛自身利益、能打屬於自己的戰爭，這樣的歐洲，長期看來是符合華府利益的，相較於軟弱、分裂的歐洲。就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價值、原則而言，跨大西洋同盟可以、也應該是基石。但是面對著中、俄所帶來的經濟、安全、政治挑戰，跨大西洋同盟是時候該轉型了。與其希望回到舊日時光、哀悼勢必褪色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美、歐必須立即投注、接受歐洲自主的結果。
怒火「慢」燒
跨大西洋關係確實有黃金時期，故事圍繞在雙方的團結，但這樣的故事是事後諸葛。因為其實，雙方的關係總是動盪不安。50、60年代，在美國起初反對下，法、英各自發展了核武。1966年，法國甚至離開了北約的整合軍事指揮，直到2009年才返回。（譯按：根據BBC新聞網解釋：北約整合軍事指揮是籌劃、指揮北約部隊的組織。1966年，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認為北約成為美國的附庸，而法國需保持獨立，因此令法國部隊脫離北約的整合軍事指揮；但由於北約也是政治組織，而且法國同意駐軍西德、幫助防禦蘇俄，因此法國仍是北約會員國）。70年代，西德實施緩和政策（譯按：維基百科解釋：也就是東方政策（德語：Ostpolitic）；1969年，西德開始與東德、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尋求關係正常。），使得人心惶惶，深怕跨大西洋關係中、西歐對抗東歐的基礎，會受到侵蝕。而中東尤其，美、歐之間就此地區的歧見長達數十年，早在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以前。
美國對歐洲置身事外的態度，並非始於川普。自冷戰結束，美國開始忽略歐洲，也不大願意對這塊土地注入人力、財力。2001年，小布希（George W. Bush）執政期間，美國退出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絲毫不理會德國總理施洛德（Gerhard Schröder）強力挽留。之後，法、德拒絕加入小布希政府的「意願同盟」，也就是拒絕加入伊拉克戰爭。跨大西洋關係於是降至新低。
之後歐巴馬（Barack Obama）又在傷口撒鹽。包括「戰略轉向」（pivoted）亞洲、「重啟」（reset）美俄關係。同時取消在波蘭建立美國飛彈防禦系統、捷克的雷達站，隨後又撤出美國陸軍駐歐洲的兩個旅。不見棺材不掉淚的歐巴馬，直到2014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後，才調整路線，恢復其中一個旅，並令五角大廈支出基金以防禦歐洲。但就算如此，歐巴馬在雜誌—大西洋（The Atlantic）—的訪談中還是說了重話，說法、英「搭便車」。
進一步釐清，可發現今日的危機其實一點也不奇怪。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華府反對英、法出兵埃及；2003年伊拉克戰爭，令跨大西洋夥伴翻臉；針對以阿衝突，美國也與歐洲有吵不完的架。因此相較起來，今日美、歐為了伊朗核協議而產生的歧見，是相形見絀了。但是今日大西洋兩岸間的危機、不睦，似乎有好理由，也許是因為拿川普當代罪羔羊太方便了。記者柯奇克（James Kirchick）就說：「將問題怪罪給川普，是這些歐洲人一致同意的」。
早在川普就職以前，歐洲就該嗅出事情不妙、進而提出拉美國參與的策略了。然而他們卻沒這麼做，反而繼續保持軟弱，並對惡化的跨大西洋關係再踹一腳，直到每個政策歧見，都變得很致命；而川普的口無遮攔也讓事情更複雜了。因此與其哀悼美、歐關係夭折的原因，雙方不如接受現實，也就是跨大西洋同盟必須改變、應設法打造平衡的關係、緩和必然的惡果。
下一篇》孤獨的歐洲（中）
【此文為編譯文章，原文刊登於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2019年7／8月分，文章標題為Europe Alone。】
原文出處【圖片為中新網資料照】
作者簡介：
1. Alina Polyakova：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民主、極權、新興科技」專案主任、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計劃」訪問學者、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級國際研究學院「歐洲研究」兼任教授。
2. Benjamin Haddad：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歐洲未來倡議」主任、著作（英譯）：Paradise Lost：Trump’s America and the End of European Illusions
（我們為什麼選擇這篇文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北約）今年成立70年，本月3日於倫敦舉辦峰會。本文的重點雖不在北約這個軍事同盟，但點出今日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也就是美、歐關係，面臨什麼樣的困境？根本問題為何？如何走出新路？）
吳怡／編譯
譯文：
2019年初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中，美國前副總統拜登（Joe Biden）說話了。對著在場的歐洲政要、外交官、軍方領袖，拜登說：「我們會回來」，這個訊息是寬慰人心的，因為歐洲相當擔心美國置身事外的態度，而拜登的演說也博得滿堂彩。他似乎在說，一旦現任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任滿，美、歐領袖遲早會重返跨大西洋共識，這個定義二戰後美、歐關係的共識；目前，只需耐心等待。
拜登賦予歐洲人的希望，是一般的、卻也是錯覺的。美國政府若改朝換代，確實能緩和目前某些大西洋兩岸的緊張關係，例如取消歐洲鋼、鋁關稅、重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都能達到效果。不過這些調整，無法解決根本問題。美、歐之間的裂痕，並非始於川普，也不會終於川普。因此與其無止盡的懷舊，美、歐領袖應該開始誠實面對，是什麼導致今日的危機，然後才可能建立成熟、前瞻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
跨大西洋關係的主要威脅，不是具敵意的白宮，也不是雙方利益的脫鉤。今日的危機，首先，是美、歐權力不對稱的結果。雙方長期以來，接受、甚至培養這樣的不平衡。歐洲以順從美國，換得美國保護傘下的位置。至於美國，儘管最近常以「責任分擔」的說辭嚇唬歐洲，但美國領袖長期以來，寧可歐洲「搭便車」，也不願歐洲有亂。但是冷戰的結束、九一一事件、中國的崛起，畢竟還是令華府轉向了、優先順序改變了，歐洲於是被晾在一旁、打入凡間。如今，這塊大陸是「肉食世界中的吃素者」，德國前外長加布里爾（Sigmar Gabriel）如是說。而川普的歐洲政策，在冷漠與敵意中交替，使歐洲的處境更堪慮了。
歐洲諸多的願景中，歐盟委員會主席榮科（Claude Juncker）、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常援引其中的「戰略性自主」（strategic autonomy），是自主於美國，可惜到現在仍只是願景。歐洲軍隊也只是紙上談兵。（譯按：根據紐約時報報導：戰略性自主：2016年11月，歐盟宣布了（European Defense Action Plan），表示每年撥出共55億美元，給歐盟會員國購置軍事硬體設備，包括直升機、無人機；也讓會員國發展軍事科技；值得注意的是，該計劃提出是在川普勝選沒多久，而川普就曾提出要北約（NATO）會員國，每年撥出GDP的2%給北約，供軍事花費，結果歐盟（歐盟28個會員國中，22個在北約）提出的（European Defense Action Plan），也就是上述的每年55億美元，並不是給北約。但北約所有成員國確實曾同意應該把國防開支提高到佔本國GDP的2%。然而根據CNN今年3月報導，北約29國中，只有7國達標。）
儘管這個計劃仍未成熟，華府仍—若不是全然反對—也是充滿疑慮。因為歐洲若在安全事務方面，走自己的路，未來勢必與美國直球對決。美國，寧可歐洲在北約的框架下，投入更多軍事經費；這個思考邏輯就是，更有能力的歐洲，仍會追隨美國的領導。但是，希望歐洲投資更多國防經費，卻不願歐洲能擁有自主的安全利益，是不切實際的。美國必須選擇。是寧可歐洲持續軟弱、分裂，符合美國利益、繼續依賴美國？還是準備好面對好歐洲，成為有效、自主的夥伴，偶爾不聽美國的話？歐洲，也要抉擇。不能自稱為獨立的全球領袖，卻同時依賴美國提供安全，包括在歐洲的週邊地區。
歐洲現在不團結，也是無關痛癢的角色，其領袖必須逆轉這個態勢。但是在歐洲努力的過程中，美國也不應反對，就算歐洲最後成為難以合作的夥伴。因為強大、能捍衛自身利益、能打屬於自己的戰爭，這樣的歐洲，長期看來是符合華府利益的，相較於軟弱、分裂的歐洲。就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價值、原則而言，跨大西洋同盟可以、也應該是基石。但是面對著中、俄所帶來的經濟、安全、政治挑戰，跨大西洋同盟是時候該轉型了。與其希望回到舊日時光、哀悼勢必褪色的跨大西洋夥伴關係，美、歐必須立即投注、接受歐洲自主的結果。
怒火「慢」燒
跨大西洋關係確實有黃金時期，故事圍繞在雙方的團結，但這樣的故事是事後諸葛。因為其實，雙方的關係總是動盪不安。50、60年代，在美國起初反對下，法、英各自發展了核武。1966年，法國甚至離開了北約的整合軍事指揮，直到2009年才返回。（譯按：根據BBC新聞網解釋：北約整合軍事指揮是籌劃、指揮北約部隊的組織。1966年，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認為北約成為美國的附庸，而法國需保持獨立，因此令法國部隊脫離北約的整合軍事指揮；但由於北約也是政治組織，而且法國同意駐軍西德、幫助防禦蘇俄，因此法國仍是北約會員國）。70年代，西德實施緩和政策（譯按：維基百科解釋：也就是東方政策（德語：Ostpolitic）；1969年，西德開始與東德、其他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尋求關係正常。），使得人心惶惶，深怕跨大西洋關係中、西歐對抗東歐的基礎，會受到侵蝕。而中東尤其，美、歐之間就此地區的歧見長達數十年，早在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以前。
美國對歐洲置身事外的態度，並非始於川普。自冷戰結束，美國開始忽略歐洲，也不大願意對這塊土地注入人力、財力。2001年，小布希（George W. Bush）執政期間，美國退出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絲毫不理會德國總理施洛德（Gerhard Schröder）強力挽留。之後，法、德拒絕加入小布希政府的「意願同盟」，也就是拒絕加入伊拉克戰爭。跨大西洋關係於是降至新低。
之後歐巴馬（Barack Obama）又在傷口撒鹽。包括「戰略轉向」（pivoted）亞洲、「重啟」（reset）美俄關係。同時取消在波蘭建立美國飛彈防禦系統、捷克的雷達站，隨後又撤出美國陸軍駐歐洲的兩個旅。不見棺材不掉淚的歐巴馬，直到2014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後，才調整路線，恢復其中一個旅，並令五角大廈支出基金以防禦歐洲。但就算如此，歐巴馬在雜誌—大西洋（The Atlantic）—的訪談中還是說了重話，說法、英「搭便車」。
進一步釐清，可發現今日的危機其實一點也不奇怪。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華府反對英、法出兵埃及；2003年伊拉克戰爭，令跨大西洋夥伴翻臉；針對以阿衝突，美國也與歐洲有吵不完的架。因此相較起來，今日美、歐為了伊朗核協議而產生的歧見，是相形見絀了。但是今日大西洋兩岸間的危機、不睦，似乎有好理由，也許是因為拿川普當代罪羔羊太方便了。記者柯奇克（James Kirchick）就說：「將問題怪罪給川普，是這些歐洲人一致同意的」。
早在川普就職以前，歐洲就該嗅出事情不妙、進而提出拉美國參與的策略了。然而他們卻沒這麼做，反而繼續保持軟弱，並對惡化的跨大西洋關係再踹一腳，直到每個政策歧見，都變得很致命；而川普的口無遮攔也讓事情更複雜了。因此與其哀悼美、歐關係夭折的原因，雙方不如接受現實，也就是跨大西洋同盟必須改變、應設法打造平衡的關係、緩和必然的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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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為編譯文章，原文刊登於美國《外交》（Foreign Affairs）雜誌2019年7／8月分，文章標題為Europe Alone。】
原文出處【圖片為中新網資料照】
作者簡介：
1. Alina Polyakova：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民主、極權、新興科技」專案主任、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計劃」訪問學者、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高級國際研究學院「歐洲研究」兼任教授。
2. Benjamin Haddad：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歐洲未來倡議」主任、著作（英譯）：Paradise Lost：Trump’s America and the End of European Illu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