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資?中資?台灣還有多少籌碼吸引投資?

姚延宗財經
隨著馬政府上台,中國市場幾乎成為台灣唯一促進經濟發展的管道,且各政府部門也極力地在台灣內部塑造「非中

隨著馬政府上台,中國市場幾乎成為台灣唯一促進經濟發展的管道,且各政府部門也極力地在台灣內部塑造「非中國不可」的經濟氛圍。事實上,隨著中國高科技產業日益的壯大,並透過「購併」外國企業,以藉此提升高科技技術並增加自身的品牌價值,在此種「超英趕美」的型態下,這些企業若能在未來赴台灣投資、設立研發機構,對於台灣之總體經濟表現將有相當大的助益。

然而,不可諱言地,現階段中國的科技研發能力仍落後於我國,且中國大陸本身仍存在諸多的經濟問題(包括三農、缺工問題等),我國政府怎能完全「寄希望於中國人民」?而非專注於研擬較具優惠之關稅政策或塑造更良好的投資環境,以吸收更多先進國家的跨國企業前來我國駐點甚至設立亞太營運總部。有鑑於此疑惑,筆者希望透過愛爾蘭共和國之例子,說服政府應該站在更宏觀的角度來研擬我國之經濟政策。

事實上,愛爾蘭與英國的歷史關係,就如兩岸之間,存在著高度的政治衝突甚至恐怖活動。然而,隨著愛爾蘭的改革,並實行有計畫且具連貫性的經濟政策(經濟政策不隨政黨輪替而改變)後,愛爾蘭的經濟開始成長,從「歐洲的乞丐」搖身一變成「凱爾特之虎— 歐洲之光」。為順應「外銷導向」的經濟型態,該國政府更致力將自身塑造成外國企業前進歐洲的跳板,除訂定12.5%之超低企業稅率的優勢外,愛爾蘭也從「教育」著手,積極提升國民的素質,並培育優秀的人力資源,以吸引外商投資。在該國境內,有全球最知名的藥廠進行注資,而全球軟體資訊龍頭—微軟,也因考慮到低廉的稅賦制度,至該國設立資料中心,以此作為拓展歐洲通路的踏板。

台灣在過去同樣有能力吸引外國企業進行投資與設點,卻因過多的選舉活動及分歧的政治爭議,而錯失經濟轉型與調整的時機。現階段,隨著兩岸政治紛爭的緩和以及經濟關係日益緊密,筆者認為,政府更應把握此一良機,致力於企業的轉型,並協助將較具勞力密集性的產業外包或赴中國設廠;而國內則應積極發展以服務及研發為導向的工業,並透過降稅及修法,有效提升外資的智慧財產保障,以此吸收相關之外國企業至我國投資,進而創造台灣的就業率。

再者,若以愛爾蘭的經驗觀察,「教育」在一國的競爭力中,扮演著最基礎卻也是最重要的角色。然而,台灣長久以來存在著教育資源分配不平均的問題,而此因素也導致台灣的城鄉差距始終無法拉近。此外,儘管台灣屬於「出口導向」的國家,然而根據2006年新托福平均成績的評比,台灣學生的英語程度在「亞洲四小龍」中竟為最後一名,此對於我國在未來的國際競爭力中乃是相當不利的,而這也是政府極需檢討的課題之一。

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很多小國(新加坡、愛爾蘭等)甚至新興國家(中國、印度等)皆擬定了長遠的經濟戰略,並締造了驚人的經濟成績。然而,台灣卻因此波全球化的浪潮,甚至隨著中國的開放與改革,而逐漸失去競爭力。近幾年,台灣急欲轉型成東亞的主要營運中心,甚至希望透過中國此一新興市場的潛力,幫助自己再創新一波的經濟奇蹟;然而,卻因台灣內部長久的政治對立以及對中國的不信任,而喪失許多外國企業投資台灣之機會。因此,若台灣的政治生態無法更趨成熟地看待事情的本質,試問,台灣還有多少籌碼能吸引外來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