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龍共舞的協奏曲(1/5)－霸權穩定論檢視中國崛起

霸權(hegemony)根據韋式辭典的解釋，是指特定聯盟中霸權國家所持有的領導權力與地位，也可以形容霸權所推行的國際貿易政策及秩序。誠如法國第一帝國皇帝－拿破崙曾言：「中國覺醒，世界撼動」。信哉斯言，中國目前以驚人速度的經濟發展而旭日東升，對世界經濟亦造成各種層面與不同程度的影響。



隨著冷戰的終結，國際體系發展有往亞太區域轉移之勢，尤其是中國崛起的議題引起西方的爭辯。伴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其政治、軍事及文化對全球產生莫大的影響。特別從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後，在國際討論上大致乃探討「中國經濟發展對全球」的影響，另外就是對「國際政治結構可能」的轉變。事實上，中國崛起是否為正確用語有諸多爭議，更正確說法應為「中國再起」，因為無論從歷史演變或政治規模來看，所謂的「中國」一直為主導東亞地區發展的主要強權。



環顧現今的全球化時代之經濟結構運作，基本上所依循與參考的準則雖為大多數國家所接受，但本質上卻由經濟強權所規範，這種規範的權力則始終為少數國家所掌控，若要解釋上述國際權力的演變趨勢，須從國際體系的穩定發展來探討，而霸權穩定體系中的其他國家，之所以願意接受霸權國家的領導，乃因霸權國在國際政治體系中享有威望的地位，諸如英國在工業革命後，憑藉絕對的經濟優勢與強大海軍建構出「不列顛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維持一次世界大戰前，一百多年來相對穩定的國際秩序；抑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充當世界的霸主，形成美利堅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韜光養晦」為鄧小平所提出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指導原則，即使鄧小平再加上一句「絕不當頭」，也不表示現在的領導班子「絕不爭雄」，國際情勢的變遷給了中國展現影響力的企圖。在崛起與威脅的擺盪，中國一直充滿矛盾，為了把握難得的歷史機遇期，充分運用和平條件全力發展，恪守的「韜光養晦」真訣。但中國在崛起過程中還有地上、天空、海底的各種資源必須爭奪，符合鄧小平的另一「有所做為」的要義。



回顧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開宗明義的第一個觀點，乃承認國際關係激烈競爭的性質。現代民族國家首先是一部戰爭機器，是在國際動亂條件下，謀求生存的集團面臨為難時的產物，國家安全和政治利益是第一位，決定著經濟力量在其中營運的國際環境。而霸權穩定論之論述本質，乃國際經濟秩序、國際衝突與合作及國際政治最重要的理論之一。該理論認為十九世紀的金本位制和二次戰後的布雷頓森林體制就是一種霸權經濟體制的明顯例子。



根據霸權穩定論的論述，霸權國家的經濟可以發揮對世界經濟運轉的關鍵作用，並利用持續建構之優勢影響國際社會的體制。美國政治學者Joseph Grieco認為中國的經濟成就可歸功於70年代末期採取的結構性改革，使市場更加自由，經濟活動亦趨私有化；而美國管理學者Oded Shenkar提出之中國的崛起類一百多年前的美國，而中國的經濟發展所造成的全球企業的位移(dislocations)並非短暫的週期現象，而是全球經濟體系的重新改組與洗牌，更包含中國在全球爭取技術規格化的雄心壯志。。



霸權國家的成功與否，不僅仰賴自身經濟結構與政策，更取決於相對的政治實力與手段。而中國崛起（China Rise）的論述大約起於9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發展明顯增長之時，隨著經濟實力的增強，中國在國際政治、軍事科技及安全領域等領域逐漸產生影響力，國際上對「中國崛起」的認知亦非在單純經濟面向的爭論與評估，更包含對伴隨中國經濟增長後外溢到的政治、軍事、文化上的擴張，可能產生危急國際秩序與國際和平的疑慮，導致中國所倡導的「和平崛起」與國際認知下的「中國威脅論」之間出現的歧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