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中產階級是全球化的輸家？

歐巴馬總統也許說得對：自由貿易是一個致勝策略，它會減少消費者的購物成本，增加出口產業的就業機會。

歐巴馬在今年的國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演說中表示，「我們的出口商98%都是小企業，與歐洲和亞太地區建立新的貿易夥伴關係，有助於讓這些企業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但是在短期內，自由貿易卻讓美國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工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對於那些最缺乏培訓和教育來適應新局面的工人來說尤為如此。

紐約市立大學(CUNY)客座教授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曾在世界銀行(World Bank)擔任高級經濟學家，他跟蹤了1998年至2008年間全球範圍內的收入增長變化。

根據米拉諾維奇的計算，中國和印度中產階層的收入在1998年至2008年增長了60%到70%，而美國中產階級和工薪階級的收入卻停滯不前。

那麼用米拉諾維奇的話來說，問題就變成了：「中國和印度的增長難道是以富國中產階級為代價才取得的」，尤其是美國的中產階級？米拉諾維奇並沒有提出這兩者之間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但表示「不會沒有關係」。

米拉諾維奇的觀點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評。

關於印度和中國的快速增長給美國家庭帶來的影響，我向國際貿易方面的專家、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經濟學教授賈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尋求了不同的意見。巴格沃蒂從兩個方面進行了反駁：第一，技術創新正在推動工資下降；第二，對外貿易給美國消費者帶來了可觀的好處。

巴格沃蒂說：「另外一種論述是：節省勞動力的技術變革持續而深入，它對美國工人的收入構成了壓力；美國很多勞動力密集型工作崗位已經消失；因此工人作為生產者不會因為勞動密集型商品的全球價格降低而蒙受損失，實際上工人作為消費者還會受益於這些商品價格的降低。在這種狀況下，與窮國開展貿易（比如梅西百貨[Macy』s]的夾趾拖鞋、廉價內衣，而不是維多利亞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那樣的昂貴內衣）緩和了技術變革導致的工資下降。」

三位經濟學家加入了這場辯論，他們是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經濟學家戴維·奧特(David Autor)、西班牙貨幣與金融研究中心(Center fo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udies)的戴維·多恩(David Dorn)，以及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的戈登·漢森(Gordon Hanson)。三個人分析了全球化貿易和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影響。

他們共同撰寫了一系列論文：《貿易調整：工人層面的證據》(Trade Adjustment: Worker Level Evidence)、《中國綜合征：進口競爭對美國本地勞動力市場的影響》(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理順貿易和技術：來自本地勞動力市場的證據》(Untangling Trade and Technology: Evidence from Local Labor Markets)。在這些研究中，奧特、多恩和漢森發現，對於某些具體類別的美國工人而言，與中國進行貿易帶來了非常痛苦的後果。

他們的研究顯示了，為什麼選民會對自由貿易協定持警覺的態度。

奧特、多恩和漢森寫道，相對於一般的製造業僱員，在進口競爭較為激烈的行業中，工人「獲得的累計收入更低，退出勞動力隊伍、領公共傷殘補助金的風險更高」。

如果以1至100的分值，給製造企業在1992年到2007年間受到中國進口競爭衝擊的程度打分，那麼受衝擊程度高的企業的工人，與受衝擊程度低的企業相比，少獲得了將近半年的工資。

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中國進口競爭對美國工人衝擊增加了一倍多；美國自2000年以來減少的製造業就業崗位，有四分之一可以用進口競爭來解釋。

三位作者計算了在一段為期10年的時間中，美國一個競爭激烈的行業遭受的收入損失，這期間來自中國的進口額增長產生的影響，平均到該行業每個工人身上達到了1000美元（約合人民幣6100元）。沒有大學學歷的工人收入損失幅度比較大，為1.21%，有大學學歷的工人則為0.53%，但值得注意的是，兩個類別的工人收入都下降了。

在傢具、玩具、服裝、鞋類和皮革製品這些勞動密集型製造業比較集中的州，與中國開展貿易導致的就業崗位減少幅度格外嚴重。它們是田納西州、密蘇里州、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馬州、喬治亞州、北卡羅來納州和印第安納州。

另一組經濟學家也得出了類似的發現：與低工資國家之間的貿易對美國的工人帶來了負面的影響。這些經濟學家包括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的亞伯拉罕·艾賓斯坦(Avraham Ebenstein)、塔夫斯大學(Tufts)的瑪格麗特·麥克米倫(Margaret McMillan)、沃頓商學院(Wharton School)的安·哈里森(Ann Harrison)和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的香農·菲利普斯(Shannon Phillips)。

在他們的論文《美國工人為什麼變窮了？》(Why Are American Workers Getting Poorer?)當中，這四位經濟學家發現， 「將工作外包給低工資國家，與美國工人工資下降之間存在關聯，並且受影響最嚴重是那些從事重複性工作的工人。進口競爭和工資下降之間存在關聯，而出口則和工資上漲有關聯。我們給出的證據表明，全球化導致工人從工資較高的製造業崗位，流動到了其他行業或崗位上。我們估計，貿易造成的職業轉換，導致實際工資下降了12%到17%」。

在另一篇論文，《理解中國在美國製造業『衰落』中扮演的角色》(Understanding the Role of China in the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當中，作者艾賓斯坦、麥克米倫，以及北京大學的趙耀輝和張川川發現，「中國就業增幅最大的行業正是美國就業下降的行業，這表明美國工人被中國工人替換了」，而且「在樣本期里，美國從事重複性工作的工人比例下降了，而在中國對應的比例上升了，而且在不同行業里，這些變化都存在相關性」。

接下來出現的問題是，在全球市場上，貿易給發達國家帶來的消極影響是否無法避免，以及那些消極影響是否超過了貿易帶來的收益。

曾在1993年至1995年間擔任美國貿易代表的東西研究中心(East-West Center)副研究員埃倫·弗羅斯特(Ellen Frost)在接受電話採訪時反問道：「封閉邊境、不開展貿易，就能阻止製造業就業崗位的減少嗎？」弗羅斯特指出，「就業崗位實際上的減少或是所謂的減少，比進出口帶來的好處要更容易被看到。這在政治上是一個事實。」弗羅斯特說到了美國消費者得到的好處，比如外國競爭迫使國內汽車行業關注質量，不再製造「爛車」，在這一點上他和巴格瓦蒂意見一致。

主張自由貿易的人提出，減輕貿易衝擊的努力，可能會耗資巨大。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加里·克萊德·赫夫鮑爾(Gary Clyde Hufbauer)和肖恩·勞里(Sean Lowry)也在他們的論文《美國輪胎關稅：以高昂代價挽救少量就業》(US Tire Tariffs: Saving Few Jobs at High Cost)中論述了這一點。

他們稱，2011年，歐巴馬政府限制從中國進口輪胎的決定「至多挽救了1200個就業崗位」，但「價格提高讓美國消費者付出的代價總計」高達11億美元。「當年，為挽救一個就業崗位付出的代價至少有90萬美元。這一巨大金額中，只有極小一部分進入了輪胎工人的口袋。相反，大部分錢進入了輪胎公司手中，主要是外國公司，但也有國內公司。」

回到貿易問題的另一面，支持工人的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簡稱EPI）拿出了一整套提議。題為《新時代的新貿易政策》(New Trade Policies for a New Era)的這套提議，可能會徹底改變美國的貿易政策。建議的政策包括取消國會以「快速通道」(fast-track)批准貿易協定的權力；對中國操縱匯率的行為發起制裁；重新就自由貿易協議開展談判；成立一個新的工業和貿易部門取代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和商務部，並向該機構賦予促進在美國創造就業的職責。

但就連EPI的分析也承認，市場力量不大可能被束縛住：「投資和生產的全球化，已經侵蝕了美國企業的最佳利益，與國家的最佳利益之間的關係。」

在3月4號寫給Project Syndicate的短文《馬爾薩斯、馬克斯和現代增長》中，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對總的經濟趨勢提出了一個更基本的問題，這個問題直指這個貿易難題的核心：

「每一代人還能繼續比上一代人享受更高的生活質量嗎？在尚未抵達技術前沿的發展中國家，答案幾乎必然是肯定的。而在發達經濟體，儘管答案應該仍然是肯定的，但挑戰已經十分艱巨。」

對於因為外國競爭而蒙受損失的美國工人而言，工資收入會長期下降這個可能性不容忽視。

【紐約時報中文網／托馬斯·B·埃茲爾】 2014/04/04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40404/c04edsall/zh-h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