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會說「不」的社運，對台灣並無助益

《經濟學人》雜誌評論，台灣的前途恐將演成「由街頭決定」時，其言下之意有二：一是政治體制的決策力將愈來愈弱，二是街頭抗議活動並非導引國家的有效力量。

《經濟學人》之言並非無的放矢，本報四月廿九日社論《台灣能淪落到聽命街頭群眾指揮？》，已表達了對此一現象的憂心。在太陽花學運中，服貿協議的審議遭到延擱，或許是形勢所逼不得不然；但在以林義雄禁食為核心的反核四運動中，執政者在內外壓力下主動作出「封存」的退讓，形同將「核四停建公投」變成了難上加難的「核四重啟公投」。而即使如此，政府仍無法平息《公投法》的門檻爭議，民進黨依然持續鏖戰。

馬政府在政策上對街頭示威者作出退讓，無論是必要或非必要，對公權力形象都造成極大損傷：顯示政府對外無力說服群眾，對內無力證明決策的理性與必要性，也暴露了政府的怯弱、怕事。更嚴重的，是付出了法治脫序的代價，犧牲了沉默大眾的意見，這才是最令人扼腕之處。近兩年，馬政府對街頭群眾一步步退讓，換得的只是公權力愈發萎縮。

進一步說，台灣政治演出「街頭領導決策」的倒錯現象，在野黨也要負很大的責任。立法院是整個政府的重要部門之一，但是，占了四成以上席次的在野黨卻從未將自己視為政府部門之一員，設法為國家貢獻心力；反而是無時無刻不在杯葛施政、製造分歧，阻撓國家社會進步。如果不是因為藍綠廿年的內耗對峙，台灣怎麼會江河日下，節節倒退，而至新世代看不到未來願景？台灣的低成長、高失業、決策反覆、共識難以凝聚，又豈是馬總統一手造成？

在政治無法正常運作下，街頭運動興起、抗議群眾宣洩不滿，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事，這也是迫使政府正視問題的重要手段之一。但必須提醒的是，過於頻繁的街頭活動，尤其是缺乏積極訴求、只是一味以製造騷亂為目的示威，對於解決台灣目前的停滯及尋求未來的出路，其實都難有什麼實質助益。原因很清楚：近來的抗議行動，都是打著「反」的旗號，以阻止政府施為為目的；而事實上，在馬江政府已經缺乏作為空間的情況下，這只會愈發使政府機器陷於空轉，並導致台灣更陷於停滯和萎弱。

坦白說，今天馬政府還在談「自由經濟示範區」，重拾當年台灣因政治紛擾而未能如願的「亞太營運中心」夢想，其實已貽誤了廿多年的時光。當全球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大陸即將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時空變異，台灣能否再捲土重來，顯然疑問重重。然而，如果不推動「自由經濟示範區」，台灣還有多少道路可以選擇，卻是一個更大的生存戰略問題。這個問題，民進黨能提供任何解答嗎？答案是否定的。街頭示威的學生和群眾能指出任何方向嗎？我們看不到任何跡象。那麼，剛剛在反核四之役大獲全勝的林義雄，揚言要號召群眾杯葛《自由經濟示範區條例》的立法，萬一他再度稱心如意，請問，他的替代方案是什麼？台灣的下一步又是什麼？

觀察太陽花學運的訴求，穿插著「反馬」、「抗中」、「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等不同層次的訴求。「反馬」、「反中」是比較容易理解的部分，但這如何和「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畫上等號，又如何透過這些口號追求台灣的自我實現，才是最難、最懸疑的部分。請問：學生和學運導師們有滿足新世代「小確幸」的便捷答案嗎？學生和群眾們又向民進黨追問過答案嗎？如果在反服貿、反核四之後，群眾繼續反示範區、反公投法、反核一到核三，甚至拿警察、立委、捷運和路人出氣，這能使台灣變得更好才怪。

不妨再看看烏克蘭。人民連數月的街頭抗議，趕走了總統，結果卻引來更大的外患與內亂；在失去克里米亞之後，烏克蘭境內烽煙四起，不同族裔的人民互相憎恨、殘殺。街頭運動絕不是民主的時髦活動，當「惡」被喚醒之後，沒人收拾得了；而台灣的街頭，卻似乎正朝那裡走去。

台灣政經皆沉痾甚深，這需要積極思考解決之道，而不只是上街說「不」。

【聯合報╱社論】 2014/05/05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1/865455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