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望比貧窮更可怕

按政府剛公布的貧窮線，香港這彈丸之地的貧窮人口高達一百三十萬。貧窮不是恥辱，令香港人蒙羞的是麻木不仁的政府政策和社會價值。香港是全球外匯儲備最豐厚、政治上最穩定和地理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卻原來每五個香港人之中就有一個吃不飽穿不暖，莫非這就是我們這個「亞洲國際都會」和「盛事之都」的真面目？

這當然跟長久以來，香港政府「富者自富，貧者自顧」的觀念模式和思維傾向大有關係。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Leo Goodstadt)在新書《富裕中的貧窮》(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ffluence)指出，港府自殖民地時期到曾蔭權時代，都對社會越來越嚴重的貧窮問題佯裝不見。他更告訴《南華早報》的記者﹕「曾蔭權討厭窮人。」曾蔭權是否討厭窮人難以證實，但可以肯定，他是「有錢人的特首」(a rich man's Chief Executive)多過是「窮人的特首」。香港樓價在他任內的驚人升幅，可能就是他最大的「政績」(legacy)。

不過，在九七年收回香港的北京也難辭其咎。北京的所謂香港政策，說穿了，就是十二個字——「富人大富大貴，香港繼續繁榮」(Keep its rich guys happy and Hong Kong will continue to prosper)。於是，特區政府不僅對地產商「捕食性」(predatory)的經營手法與銷售手段視而不見，更深信扶貧不是幫助貧困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最好方法；反而應該通過經濟增長使財富增加，最終使窮人受益。這就是香港政府沒有宣之於口卻身體力行的「涓滴經濟學」(trickle down economics)。

當然，貧窮的問題盤根錯節，難以解決；而貧富懸殊早已被決策者和意見領袖接受為一個富裕、高度發展社會的常態和現狀。他們最喜歡引用耶穌在聖經所說的一句話——「貧窮將與我們常在」（The poor will always be with us）。就連老是想著要幹一番大事(think big)的美國總統歐巴馬，也沒有想過可以徹底消弭貧窮。他所作的承諾，是美國政府會盡力協助各國解決「極端貧窮」（extreme poverty）的問題，將每日靠一點二五美元餬口的人減至少於全球人口的百分之三。

可是，即使我們無法徹底消弭貧窮，特別是多方面的貧窮(multidimensional poverty)，也不應該讓它像傳染病般在社會肆虐。我們不期望特區政府一下子就找到滅貧的神奇子彈，但至少應該總結經驗，告訴我們什麼措施是有效的，什麼新猷是值得嘗試的。特區政府雖然沒有言明，但很明顯，它一直倚賴公屋和綜援兩大收入分配措施作為扶貧的主要手段。然而，向窮人投擲金錢不是解決貧窮問題的最有效方法，因為本質上，貧窮絕非只是一個資源或者收入重新分配的問題。窮人缺乏的除了金錢和物質之外，還有自信、尊嚴和受教育的機會，以及對工作、金錢與生活的正確態度。

誠然，對很多人來說，貧窮往往是個一墮進就難以脫逃，甚至自我持續的（self-sustaining）處境，因為它有深刻的文化根源。它寄生於一種病態、自毀的心理狀況和生活方式，而這種心理狀況和生活方式又與賭博、酗酒、對教育的投資不足、浪費資源和一種所謂「自信必定會失敗，也因此必定會失敗」（self-fulfilling expectations of failure）的心態有密切關係。

窮人自然缺錢，但他們卻又往往將僅有的金錢浪費在賭博、酒精和香煙等東西上。在西方特別是美國，有大量的研究顯示，倘若一個貧窮的家庭由女人當家，她多數會將金錢投放在食物和子女上，甚至經營小本生意。若由男人當家，他大有可能會將錢花在賭博、煙酒和妓女身上。這意味著要扶貧，就要在法律和制度上給予婦女更大的權利和保障，而只要婦女控制家庭的財政，家庭的資源便有更大的機會得到更有效的使用。

當然，脫貧，以至擺脫貧窮的代代相承和惡性循環，最有效的方法仍然是對教育的投資。在這方面，香港教育制度一而再、再而三的改革失敗，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大眾對教育作為一個提供上向流動性（upward mobility）的主要機制的灰心，不能不說是香港貧窮文化惡化和加深的罪魁禍首。今日的香港，窮人固然不少，但自覺貧窮和深信自己未來不會富有的人也許更多。絕望比貧窮更可怕，因為它將貧窮由一個處境變成宿命。

【亞洲週刊／林沛理】2013/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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