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奈：21世紀不會是一個“後美國”世界

多年來，克里斯多夫•萊恩(Christopher Layne)的著作之所以令人耳目一新，其中一個原因在於他樂於挑戰傳統觀點，但他現在卻處於一個尷尬境地，即將成為新的傳統觀點的一份子。最近的民意調查顯示，在22個被調查國家中，有15個國家的大多數國民認為中國將取代或者已經取代美國成為超級強國。即便美國人自己在看待中國是否會取代美國這個問題上，同樣也產生了分歧。

萊恩是正確的，這樣一些觀點反映了2008年金融危機後出現的經濟增長緩慢和財政問題，但我們應該區分長期趨勢和短期迴圈。這樣的心態在我們的歷史上並不是沒有出現過。美國有錯誤評估自身力量的習慣。在原蘇聯成功發射人造地球衛星後，我們把原蘇聯看作是“十尺巨人”；在80年代，我們以同樣的方式來看待日本，現在又以同樣的方式來看待中國。萊恩同樣也是正確的，“單極時刻”熱衷者在10年前非常錯誤地高估了美國力量，但質疑美國衰落的人也並非篤信美國的霸權。比如，我在《美國權力的悖論》(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中就指出，像兩極化和霸權這些流行觀點導致了令人困惑的分析及糟糕的政策制定。

當冷戰時期的兩極世界崩潰之後，在全球資訊化的年代�堙A權力擴散的模式很像一局複雜的三維國際象棋遊戲。在棋盤的最上端，軍事權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單級的，並且美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會保持優勢。但在棋盤的中部，經濟權力早在10多年前(正好在萊恩所提到的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就多極化了，其中美國、歐洲、日本、中國已經成為主要力量，其他國家的重要性也在不斷提升。在棋盤底部是超越政府控制的跨國關係，其中包括各種非政府行為體，像電子轉賬的銀行家、轉售武器的恐怖分子、威脅網路安全的駭客，以及像傳染病和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各種威脅等。在棋盤底部，權力是廣泛分散的，在這個層面上談單級、多極或霸權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霸權(萊恩在此處並沒有給出定義)是一個令人困惑的概念。一些作者依據資源來定義它，而另一些作者依據行為結果來定義它。但以資源衡量權力很少能夠與以行為結果衡量權力相抗衡。例如，許多分析家指出，目前美國無力控制像伊朗和阿富汗這些國家，但他們允許過去的光彩為他們霸權衰落的判斷結論添加一些色彩。二戰後，美國在經濟力量和核武器資源方面處於絕對的優勢或“霸主”地位，但這並不能阻止它“失去”中國，也不能阻止東歐共產主義的“回潮”，也不能阻止朝鮮戰爭陷入僵局，更不能阻止“失去”北越，或者推翻古巴的卡斯楚政權。“霸權”常常是一種幻象，衰落論的反復出現告訴我們更多的是心理方面的問題，而不是真正的權力資源的轉移。

目前，將美國的“霸權衰落”與英國或羅馬帝國的衰落相提並論是很流行的。那種認為美國在權力資源分配上永遠佔據優勢地位的想法基本上是一種不顧歷史現實的臆想。不過，“衰落”這個詞夾雜著兩層不同的意思：衰敗意義上的絕對衰落，以及因他國權力資源增長或得到更有效利用而造成的相對衰落。羅馬是一個經濟生產率低下、內訌不斷的農業國家，它並沒有屈服於某個新興帝國，而是出現了一種絕對的衰敗；與德國和美國這些新權力主體的崛起相比，英國體現出的則是相對衰落。萊恩試圖挽救80年代的“衰落主義者”理論，同時發展出一個“帝國過度擴張”理論，該理論指出，作為GDP一部分的國防開支持續不斷增長，最終導致“霸主”的衰落。這一理論可以幫助解釋原蘇聯的崩潰，它的國防開支最終超過了GDP的20％，不過就美國而言，儘管在過去10多年中發動了兩次輕率的戰爭，國防開支反而從冷戰時期的10％降到了現在的6％。

就美國的衰落與英國的衰落進行類比也可能會出現誤導。英國曾經是海上霸主，也是昔日的“日不落帝國”，但在1914年，英國的軍隊人數和GDP在強國中僅位居第四，軍費開支位居第三。隨著世界民族主義的興起，保衛英帝國更多地成了一種負擔，而不是一種資本。在針對美帝國的各種觀點中，認為它所受的束縛更少，比英國擁有更大的自由。英國要面對的是日益崛起的鄰國：德國和俄羅斯，而美國得益于兩大洋的庇護，以及勢力微弱的鄰國。

在財富由西方轉移到東方這一點上，我與萊恩的觀點相同。我在最近的著作《權力的未來》(The Future of Power)一書中指出，財富轉移是本世紀兩大權力轉移之一(另一個權力轉移是指權力由政府到非政府行為體的擴散，關於這一點萊恩並沒有說明)。在國家間政治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將會是持續的“亞洲回歸”。18世紀，亞洲擁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及產出，到了19世紀歐洲和美國的工業革命之後，亞洲的產出銳減到了世界產量的1/5，不過到2040年，亞洲會重新恢復到其歷史水準。中國和印度的“崛起”可能造成不穩定，但這一問題是有跡可循的，我們可以以史為鑒，制定戰略，從而影響結果。

不過，一味地誇大中國的權力是錯誤的。就在10多年前，許多分析家認為中國最有可能作為競爭者來抗衡美國的權力，或者甚至超越美國。一些學者將它與上世紀初德意志帝國對大英帝國形成的挑戰做了類比，儘管德國在19世紀超越了英國，但中國要趕上美國的權力資源，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即便中國的整體GDP超越了美國，兩個經濟實體在規模上大致相同，但在構成上並不能等量齊觀。中國仍然擁有一個巨大的、欠發達的農村地區，同時還要開始面對因計劃生育政策的延遲效應所造成的人口問題。正如一些中國人所說，他們擔心中國在變得更加富有之前就過早地進入老齡化社會。居民的人均收入是衡量經濟發展水準的一個標準。直到本世紀中葉的某個時候，中國才可能在人均收入方面趕上美國。換句話講，中國快速的增長率加上巨大的人口規模，可能會讓中國在經濟總規模上超過美國經濟，但這兩個經濟實體並不是同等的。

此外，線性的預測也會產生誤導，當經濟達到一個很高的發展程度時，增長率肯定會放緩。中國的政治體制迄今已經展現出了巨大的執政能力。中國政府能否發展出一套模式來管理日益擴大的城市中產階級、緩解地區發展的不平等以及少數民族問題，這一點仍需拭目以待。

相對於中國而言，美國的權力更多地取決於未來中國政治發展過程中常被低估的不確定性。中國經濟增長的規模和高企的經濟增長率會使中國在權力資源方面愈來愈接近美國，與中國相比，這可以看作是美國權力的相對衰落，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中國就會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即使中國不會經歷國內政治的大倒退，但目前對中國的預測也主要是基於GDP的增長。這種預測忽視了美國的軍事實力和軟權力優勢以及中國的地緣政治劣勢。像日本、印度以及其他國家都試圖制衡中國的權力，這些國家歡迎美國在這一地區出現，正如墨西哥和加拿大試圖和中國結成聯盟來制衡美國在北美的權力一樣。

中國的權力在亞洲遭到印度和日本(以及其他國家)的挑戰，這為美國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權力優勢。美日聯盟以及美印關係的提升意味著中國不能輕易地將美國從這一地區趕走。從實力地位看，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以及其他國家都能使中國參與進來，鼓勵它在該地區扮演一個負責任的角色，同時阻止隨著中國權力增長可能出現的激進行為。換句話講，這將可能是利用美國的權力來塑造這樣的環境：隨著權力的增長，中國自己來確定它的國家利益。這比制度性的“鎖定”談判更加複雜，萊恩對“鎖定”談判持譏諷態度，並且會提出“中國可以從中得到什麼”的問題。

萊恩將美國目前的經濟形勢看作是美國衰落的證據——即便標普認定，2011年美國信用等級下降，但美國經濟並沒有減弱，反而是增強了持券人購買美國國債的欲望。同樣，萊恩也提及“中國並不看好美元的未來”，但中國政府的聲明和實際政策之間還是有一定差距的。儘管有各種各樣的聲明，中國政府還是持續持有美元，並且人民幣的國際化也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美國有許多實際問題，並且的確需要解決它的債務和赤字問題，但美國經濟的生產力仍然很強。美國的總研發費用位列世界第一，大學排名世界第一，諾貝爾獎獲得者人數世界第一，創業精神指標世界第一，按照世界經濟論壇的評估，美國經濟的競爭力名列世界第五(中國排名26位)。此外，美國依然處於諸如生物科技、納米技術等先進科技的前端。它並不是像古羅馬帝國那樣，呈現給人一幅經濟絕對衰敗的景象。

一些觀察家擔心美國會變得僵化，停止發展，就像英國在一個世紀前處於權力巔峰時那樣。但美國文化不同于英國文化，在英國倫敦，企業家的兒子尋求的是貴族頭銜與榮耀，而美國文化更具有企業精神和去中心化特質。儘管有人擔心歷史會重演，但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會使美國更富有靈活性。在2005年之前的10年中，每4家技術公司的創建就會有外國出生的移民參與其中一家。正如李光耀曾經告訴我的，中國可以從13億人口中汲取英才，而美國不僅可以從全球70億人口中汲取英才，還可以在一種提高創新性的多元文化中將他們重新聚合起來，而這一點中國卻無法做到。

許多評論人士擔心美國政治體制效率低下。的確，美國的國父們創造了一個制衡體制，以犧牲效率的方式來保證自由。此外，美國的政治也變得越來越兩極化，不過骯髒的政治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它可以一直追溯到美國開國元勳們。美國的政府和政治一直都有問題——儘管目前鬧劇頻頻上演，難以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美國過去的問題可能比今天還要嚴重。

考慮到債務、中等教育以及政治僵局，美國確實是面臨許多嚴重問題，但我們應該記住這只是美國全部問題中的一部分而已。從原則上講，經過稍長的時間，美國會有辦法解決目前所面臨的問題。當然，這樣的解決辦法也可能永遠遙不可及。但是，將那些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同那些在理論上可以解決的問題區分開來是很有必要的。

我懷疑萊恩的地方以及我可能同意的是，在這樣一個以“他國崛起”為標誌的世界中，美國需要一種新的美國戰略。美國應該學習德懷特•艾森豪的審慎態度。處於世界第一的國家並不一定需要操控每一片領土，處處都要強大無比。這樣做就會破壞艾氏審慎信條，他反對1954年法國對越南的直接干預。艾氏審慎的信條與美國今天還仍有關聯的是，必須維持美國經濟的實力，以增強美國的軍事實力。如果將與艾森豪相似的戰略運用到當今社會，那就是美國即便沒有財政赤字，也應該避免捲入亞洲大陸的主要地面戰爭之中。

平叛作為一種軍事準則十分引人注目，它密切關注硬權力和軟權力的戰術平衡，但從戰略角度講，平叛不應該成為對弱國的帝國式佔領，以及超出我們控制範圍的“國家重建”。當然，不要在亞洲或其他貧困國家捲入大範圍的地面戰爭，這並不意味著從日本和韓國這些地方撤出美國的前沿駐軍，或者結束對巴基斯坦或埃及這些國家的軍援，一些分析人士將這種策略稱之為“離岸制衡”，但這一術語絕不僅僅是指海軍和空軍的行動。受盟國歡迎和支持的美國地面部隊的出現，不應該因為這樣一個口號而取消。

依據美國國內體制及公眾態度，艾森豪同樣瞭解可能出現的制約因素。熱衷於帝國研究的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伊拉克戰爭時期曾感歎，美國缺少成為帝國的能力，因為它缺乏三種內部條件：人力(沒有足夠的地面部隊)；關注(公眾對長期佔領並沒有給予足夠支持)；以及財政(沒有足夠的儲蓄以及與公共開支相關的稅收)。弗格森是正確的。有沒有想要成為帝國或進行殖民佔領的欲望，是美國政治文化與英帝國政治文化的重要區別之一。不管是值得喝彩還是感歎，這終究是美國的內部限制。同時，普世價值也是美國政治文化的特質，誠如雷根所說“陽光照耀下的山巔之城”是推廣這些價值觀的最好方式。21世紀的全球資訊時代不同於上世紀，與過去十幾年所用的戰略相比，它需要美國制定出更好的戰略來，21世紀將不會是一個“後美國世界”。

【四月網 / 約瑟夫•奈】（選自美國《國際研究季刊》2012年第1期）2013-03-29

http://opinion.m4.cn/2013-03/120455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