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要重走長征路

每個國家都有它自己的開國傳奇，一個跟隨著國家步入未來的故事，一個使得“人民”能夠凝聚成“國民”的故事。19世紀法國學者勒南(Ernest Renan)在他的著作《何謂國家》中曾寫過：“國家指的是有這樣一群人：他們一起取得了偉大成就，並且希望以後能夠繼續創造同樣偉大的未來。”

在我看來，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她的“開國傳奇”就是紅軍在30年代發起的兩萬五千里長征。

正是在長征的艱苦過程中，毛澤東成功鞏固了他在中共黨內獨一無二的地位，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的主要領導們，比如周恩來，朱德，彭德懷，林彪，鄧穎超等等，也都基本上參與了長征。在今天的中國，不論共產黨實際上已經多麼偏離長征精神，“長征”兩個字可能仍然是最能代表共產黨所宣傳的吃苦，樸素，堅強的生活方式。我個人覺得，長征已經成為20世紀以來中國艱苦發展的代名詞。

我在美國讀大學時，就開始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初期發展史，對所謂“紅色文化”在當今社會中的影響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2012年初，我申請到了美國國務院福布賴特研究基金，這項基金支持我來到中國重慶研究紅色文化、體驗“紅色魅力”。今年夏天，為了更好理解長征所帶來的不斷變化中的影響和文化遺產，我決定重走這條路，從沿海的福建和江西省，途經廣東、湖南、廣西、貴州、四川，一直到雲南，再從川西的藏區到甘肅、寧夏和陝北。終點站是中國所謂的革命聖地、長征最後一站延安。我的路途一共是8000公里左右。

我得承認，我沒有真正地重“走”長征，因為我沒走，而是騎了一輛很給力、250CC排量的摩托車。我重走長征的目的不是為了體驗或模仿紅軍的吃苦精神：誰會願意光腳爬大雪山、晚上只吃一盤樹皮？我的目的是更深入地瞭解這段歷史的一些內幕，與路上遇到的老人聊他們親自經歷過的歷史，親眼目擊以前在書本上瞭解過的景點和會議遺址。如果走路的話，估計我的注意力不會放在這些東西上，而會全部投入到行腳中去：我的體力可比不上當年的同志們。如果坐大巴的話，我的機動性會很受限，只能在固定的時間去固定的地點。在我眼裡，摩托車是最能實現我目標的交通工具：自由，快捷，又能走很窄、十分不平的山路。

但是出發之後我發現，從某些方面來說，騎摩托是最能體驗長征精神的方式，因為它絕對是最危險的重走方式！也許我沒有面對國民軍慘烈的空襲、也沒有遇到兇猛的地方軍，但你們絕不能小看中國公路上的危險。我每天在路上都需要躲避超載貨車掉到路上的貨物，繞過沒有標示的施工路段，甚至被瘋狂的司機在最險的路段超車。我在美國16歲就開始開車，卻沒見過一次嚴重的事故。但在短短三個月的長征路上，我看過無數的事故，其中幾場仍是我的噩夢。

我在重慶考摩托車駕照的時候，沒想到車管所的負責人告訴我，我是該城市有史以來第一個申請到摩托駕照的外國人。我住在重慶的時候經常看過外國人騎著摩托，這讓我疑惑，如果我是這個城市第一個拿到摩托駕照的外國人，那些外國人又是在哪裡拿的駕照呢？該考試在重慶為全中文，所以我花了一個多月時間背各種跟汽車有關的專業詞彙。在我老家紐約，駕照考試只有20題，13分以上就能通過。而在這裡，摩托車駕照考試沒那麼簡單：筆試部分有100題，有時間限制，還要求90分以上才能通過。我奇跡般地得了91分而通過。技術考試更是一場奇跡：參加考試之前，我從來沒有騎過摩托車，但僅因為沒有摔車，考官就認為我能上路。我一次考過駕照的經歷甚至得到了重慶當地媒體的採訪報導。不過，在學車過程中，我也不知不覺地被中國司機不守交通規則、“freestyle”的開車風格所影響。

我選了一輛重慶“老牌子”摩托車，叫做望江。之所以選擇這個牌子，是因為長征前半部分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儘快渡過長江，而國民軍極力阻攔導致這一目標一直到四川的瀘定橋和金沙江才得以實現。由於渡過長江有很大的歷史意義，因此望江是個非常合適的摩托品牌。

在中國，我發現很多人把長征定為一個傳奇而不完全是一段客觀的歷史，很少被客觀地辯論或研究。所有人都能告訴你長征是兩萬五千里，但很少有人知道保安（現陝西省志丹縣）是長征實際的終點，更少有人具體知道為什麼張國燾率領的第四方面軍決定繼續向西行進。很多人可以背誦毛澤東說的“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閒”，但是誰又具體知道為何長征起步的時候毛澤東的地位如此微不足道，而在遵義會議上有了所謂的重要“轉折”？

出發前我思考和研究了這些問題，但我不是一個史學家，我的目標不是揭穿共產黨對長征的評價。我更願意拿長征作為瞭解今天中國的切入口。更具體的說，我想理解這所謂的“傳奇”在未來中國的位置，以及這個“傳奇”能否被八零後、九零後所公認。我把我的望江摩托車托運到起點江西瑞金，再把它裝配起來，做好其它臨行前的準備。但那時我還從來沒有在公路上騎過摩托。

【紐約時報中網／潘亞當】2013/10/19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31019/c19ad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