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班子對台新思維

亞洲週刊政治,兩岸
十八大提及兩岸可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北京首次將政治關係,提上可操作的制度建設層面。中共十八屆一中全

十八大提及兩岸可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北京首次將政治關係,提上可操作的制度建設層面。

中共十八屆一中全會,習近平順利接班,預計習李時代北京的兩岸政策上會更加積極務實,並可能有實質性突破。

第一,十八大報告基本為未來五年北京新班子對台思維定了調。如果說十六大、十七大報告還是北京隔空表態式喊話,十八大報告已經開始切實強調兩岸未來多個合作領域的具體政策預期,是有史以來的重要突破。根據報告,北京將繼續深化兩岸經濟、文化合作,密切人員往來。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報告強調未來會加強制度建設。過去二十年,兩岸高層之間只存在非正式的對話管道,除了以民間協會身份存在的海基、海協兩會,就是台灣高層官員間或以黨派身份訪問大陸,制度管道搭建基本上處於停滯狀態。十八大報告所強調的「制度建設」是未來北京積極推動兩岸關係的強勢信號。

不僅如此,報告還為制度建設指明了方向,包括基於現狀安排兩岸政治關係;商談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達成和平協定三點措施。這是北京首次將兩岸政治關係提上可操作的制度建設層面。目前來講,最切實可行的方式是推動海協、海基兩會在對岸分別設立綜合性辦事機構,並以此開啟兩岸政治關係制度化進程。此外,十八大報告還強調推動兩岸軍事互信以及簽訂和平協定,傳遞了北京堅持兩岸無戰事的信號,為兩岸政治、經濟關係和平發展護航。

第二,十八大在表述兩岸關係上的大幅突破並非憑空而來,而是基於過去兩岸關係已經取得的實質成果。經貿關係上,兩岸在過去五年取得實質進展。二零零八年簽訂的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定)大幅密切了兩岸經貿往來。僅ECFA早收清單,台灣企業減免關稅就達二億美元,為處於全球經濟低潮中的台灣經濟注射了強心針。ECFA利好效應逐漸顯現,台灣企業家從不了解、不信任ECFA,到今年台灣大選前夕,逾百企業家挺ECFA,支持馬英九連任。綠營本來期待將ECFA炒作為政治議題,使其成為馬英九連任的死牌,結果越來越多的台灣人意識到兩岸發展經貿關係對台灣的積極意義,ECFA反而成為促成馬連任的積極因素,這是綠營始料未及的。

此外,ECFA的重要意義遠不止刺激兩岸經貿關係,ECFA意味著兩岸經貿合作制度框架正式搭建成功。兩岸今後的經貿合作都可以ECFA為平台,商討合作方向及具體協議措施。這一制度平台的搭建給兩岸政治關係制度化帶來啟示。

政治上,北京希望短期內制度化兩岸政治關係並非不可能。馬英九在第一任期內成功扭轉了島內對密切兩岸經貿往來的擔憂,並開啟教育合作,讓兩岸年輕人從學生時代起做朋友。馬在積極推進兩岸關係上的態度,使北京有理由並願意在馬第二任期就兩岸政治關係制度化放手一搏。政治關係制度化建設一旦開啟,將有效保護兩岸已經取得的合作成果。

第三,綠營的態度轉變有效增強了北京制定積極兩岸政策的信心。今年十月民進黨前主席謝長廷破冰訪問大陸,肯定了「憲法一中」的表述。這是四九年以來綠營首次對「一中原則」示好。雖然謝長廷的「憲法各表」與九二共識本質不同,但並不能就此否認他為尋求共識、凝聚共識而來。這與綠營一直以來拒絕對話、抗拒接觸的態度大相徑庭。綠營無論如何也否定不掉,示好北京已經意味著其對意識形態立場的自我顛破。

雖然謝長廷百般洗清「憲法一中」並非朝貢,北京對此仍表欣慰。就目前的島內政治氣候,不說謝長廷,即便馬英九,也不可能與大陸立場完全一致。謝已經通過「憲法一中」傳遞了他向大陸的親近態度,北京低調反應謝在回島的各種解釋,等於對其示好表示買賬。

第四,從十八大報告傳遞的資訊看,北京期望未來五年在對台關係政策及制度層面取得實質性進展,那麼馬英九必定成為至關重要的合作夥伴。如果北京能在馬第二任期內有政策及制度上的突破,就等於為二零一六年台灣政局變數買了保險。因此,北京新班子必然會對馬英九有所期待。謝長廷訪陸並非暗示北京對馬英九不滿。綠營態度的變化意味著藍營不再在意識形態上壟斷親陸態度。這在客觀上對藍營變向起到鞭策和促進作用。只有制定更多、更有效的兩岸政策,藍營才能繼續保住已有的意識形態陣地。馬英九曾表示,對謝長廷示好北京,改善兩岸關係樂見其成。那麼,如果藍綠互爭親陸陣地,北京更加樂見其成。

此外,從中共新政治局成員組成上看,雖然改革派汪洋、李源潮沒能入常,但其他幾位常委並非頑固保守派,劉雲山的偏左氣質沒有關鍵意義,總體上應該不會對習李施政造成阻礙。年齡所限,七常委中五位年事已高,很大可能下屆會退任。五年後,改革派回朝並且佔超半數優勢有很大機會。綜合分析十八大對台精神、台灣政局變化、兩岸合作已有成果、綠營態度變化,以及北京新班子組成,有理由相信未來幾年北京對台政策會更加積極主動,從而使兩岸關係良性發展。

【亞洲週刊 / 張楠迪揚】張楠迪揚﹕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博士,長期從事公共政策、社會運動、群體性事件研究,曾於《亞洲週刊》、《明報》、《經濟日報》、《紫荊雜誌》、《時代週報》等發表多篇評論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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