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派還有參選特首的理由嗎？

民主黨通過主席何俊仁參選特首，如泛民無挑戰者，他應可成為民主派代表。但是，在建制派已經至少有唐英年及梁振英積極備戰的時候，何俊仁參選會不會淪為點綴？

但無論如何，民主派都應該派人參選。不過，既然民主派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就必須凸出其參選的意義。

第一，民主派有需要提出一個全新的香港願景。建制派之唐英年相信會打穩定牌，即是在延續曾蔭權政權的政策下，作出創新；而梁振英會大打改變牌，相信會側重經濟牌，特別是產業轉變及轉型，以達至社會再造。

換言之，民主派面對兩大陣營的挑戰，就需要在社會公義、貧富懸殊、經濟轉型上，超越他們，比他們更有所作為。這需要一個建構一個新社會的格局及理念。最大的難關是，民主派過往在選舉時，一向給人少談社會願景，多談政府「派錢」的觀感。現在最需要提出他們想建構一個甚麼樣的香港，如何在經濟發展之同時，彰顯社會公義及公平？

這需要十分細緻的分析及論述，主要是香港怎樣在擺脫「金融霸權」及「地產霸權」下，提出新的經濟發展思維。現在民主派正為此整合一個大政綱，期待他們能夠提出另一種經濟發展模式的可能，這樣才能與建制派作出最大的區隔。

第二，民主派必須提出與北京關係的新論述。去年北京領導層忽然接受民主黨的政改方案，今年初港澳辦主任王光亞上任，其處理香港問題變得更靈活，而且已經不避嫌，直接月旦香港事務，部分更獲得港人掌聲。

這令民主派陷入好大的政治難題：過往他們往往以批評北京干預港事，破壞「一國兩制」體制的說法，來取得市民支持。但是，隨著香港市民慢慢或被迫無奈接受北京「指指點點」而變得困難。但是，假如北京已拋開「一國兩制」之分寸，則民主派該怎樣與北京周旋？

因此，民主派除了要繼續提出特首及立法會普選外，更需要在處理北京關係上提出新的論述。一方面，既然北京處理香港事務上已達至直接干預的地步，更直接在香港爭取民意，民主派的對手已不在千里，就在眼前。民主派先要問，究竟他們現在可以憑甚麼與北京溝通？手上還有甚麼籌碼？社會上還有甚麼力量可以依靠？香港支持民主派的市民究竟在想甚麼？

在上述基礎上，民主派需要重新思考政治論述，處理日後的政治問題，特別是該怎樣與北京談判2017年及2020年政制方案。這在政綱內需要講清楚，以免下一次與北京談判時，民主派再度予人向北京「叩頭」及「低頭」的形象。

另外，民主派亦需要面對社會運動方面，特別是八十後青年運動勃興之後，對本土性及主體性的訴求。由於民主派的主流大老，身段較高，仍然與八十後青年運動相對疏離，意識形態亦有歧異。但面對日益高壓的香港管治，何俊仁已是幾朝民主元老，仍應主動面對，化解分歧，尋求支持，爭取團結。

從今天到明年十一月，民主派既要處理區議會選舉，又要處理特首選舉委員會選舉，又要提早打特首戰，三邊戰事同時開打，要整合力量，殊不容易，但既然決定參選特首，就應幹到底，以免真的淪為點綴，被建制派邊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