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正亮：兩岸應回歸到憲法對話
'海峽兩岸和平發展論壇'於25日在香港召開，美麗島電子報副董事長郭正亮在期間發表題為《直面兩岸差異，
“海峽兩岸和平發展論壇”於25日在香港召開，美麗島電子報副董事長郭正亮在期間發表題為《直面兩岸差異，正視中華民國》的論文稱，兩岸必須面對差異、正視差異，才能尋求包容或化解之道。而兩岸不管是正視差異或處理差異，或是開展兩岸政治對話，都要回歸到兩岸的憲法對話，只有這樣兩岸政治定位問題才能找到真正的解答。
郭正亮認為，兩岸在“一中”內涵難有交集，而求同存異，並不能真正化解兩岸的歷史矛盾。兩岸必須面對差異、正視差異，才能了解差異、進而尋求包容或化解差異之道。
論文引述謝長廷所言，認為過去兩岸都是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因此存在很多誤會，讓人民焦慮不安，對未來感到茫然。兩岸如何在差異中尋找共同目標和關係，是目前最大問題，雙方雖然擱置爭議，但這只是暫時性，一旦放任不管，兩岸思維就會愈來愈不同，兩岸差異就會變成永久化。
郭正亮認為，對馬政府而言，如果要啟動兩岸政治對話，就要先正視中華民國長期存在的政治現實，否則兩岸政治對話恐將流於空談。他介紹，歷經兩次政黨輪替，台灣朝野儘管仍有表面的統獨分歧，但台灣人民已經共同接受了藍綠混合的兩大主流共識：
一、接受中華民國，作為主權國家象徵，反對正名制憲（偏藍）。
二、接受台灣認同，作為歷史地理認同，淡化中國認同（偏綠）。
此即馬英九在2013年國慶演說之後所言：“兩岸同屬中華民族，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台灣是我們的共同家園”。一方面，民進黨接受中華民國現實，承認目前並無更改國號可能，改為確保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主權。另一方面，國民黨也接受台灣認同，承認多數人民認同台灣，改為確保台灣的歷史地理認同。
論文進一步介紹，台灣目前有兩種價值觀：一是民進黨主張台灣主體性，認為兩岸要正視差異，強調民主、自由、人權價值；另一是國民黨強調經濟發展，認為兩岸要擱置差異，優先發展經濟。這兩種價值觀在台灣人民之間是一種平衡。兩種價值觀要平衡，才能促成真正的台灣共識。
郭正亮認為，事實上，兩種價值觀與中國大陸並不矛盾。國民黨強調兩岸經濟發展，可讓兩岸互相幫忙，讓兩岸互相提升；同樣，民進黨強調民主與人權的台灣主體性，也可讓兩岸互相提升，讓兩岸對話增加合情合理的民主成份。
最後，郭正亮總結到，兩岸不管是正視差異或處理差異，或是開展兩岸政治對話，都要回歸到兩岸的憲法對話。只有通過中華民國憲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對話，兩岸政治定位問題才能找到真正的解答。
洪奇昌：和平發展是兩岸關係的最高戰略價值
由兩岸三地知名機構共同舉辦的“海峽兩岸和平發展論壇”25日下午在香港會展中心隆重拉開序幕，約有500位來自兩岸三地的重要嘉賓與會。海基會前董事長、民進黨創黨元老洪奇昌致辭表示，兩岸關係要邁向正常化發展，則兩岸不能迴避進行政治對話。總結二十年多年兩岸關係發展經驗，他深刻體會到，兩岸關係要從經貿交流深化到政治對話的過程中，建構社會文化和價值的認同至為重要。當此歷史潮流的浪頭，要開創兩岸共謀和平、共同發展的歷史機遇，需要兩岸—包括政府、社會和政黨，在各種議題層面的交流中，逐步建立起互信，誠摯地理解彼此。
洪奇昌發言全文如下：
各位朋友午安，很榮幸受邀參與海峽兩岸和平發展論壇，並發表講話。
個人早年投身台灣民主運動，爾後參與於兩岸交流。見證了台灣的經濟奇蹟，參與台灣政治民主化。從1986年民進黨創立、1987政府廢除戒嚴、解除黨禁、報禁、到1992年國會改選，1996年總統直選、2000年政黨首次輪替，政權和平轉移、2008年二次輪替，27年來台灣人民以和平非暴力的群眾運動建立了完全代表台灣主體意識的民主政府。這是台灣民主運動的成果，更是當代民主化浪潮中的典範。
在此期間，兩岸關係從長期國共對抗到1993年辜汪會談開啟兩岸對話交流以來並非一帆風順，歷經李登輝時代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1999年兩國論，以及陳水扁時代2006年廢除國統綱領等事件，兩岸關係發展20年間幾度震盪，其中牽涉歷史政治因素、意識型態矛盾、經濟利益和風險以及國家安全等問題，其複雜程度確實不免讓人有種治絲益棼之感。
值得一提的是，一個多月前，一百二十多位兩岸關係研究學者齊聚上海，舉辦首屆兩岸和平論壇。此次論壇中兩岸與會貴賓展現了高度負責、開放與包容的態度，讓各方暢所欲言，務實地、坦率地討論兩岸和平發展的各種可能機遇和挑戰。
當然兩岸學者在觀點上仍有諸多矛盾，台灣方面，也有一定比例的親藍及多數親綠學者都表達，現階段台灣社會主流民意無法接受北京的一中原則以及將統一做為兩岸和平協議的前提。此外，中國大陸即便一再提及對等談判、經濟讓利，也無法讓人無視於北京對台灣國際外交上，不論是參與官方或非官方組織的打壓；和軍事威脅的事實。兩岸關係發展，若要從經貿交流進入到深水區的政治對話，仍有許多問題需要克服。
然而，我們必須強調，“兩岸和平、共同發展”確實是該次論壇，跨越海峽兩岸，紅、藍、綠陣營的核心共識，而我相信這也是兩岸人民意識的最大公約數。
兩岸關係要邁向正常化發展，則兩岸不能迴避進行政治對話。而總結二十年多年兩岸關係發展經驗，我深刻地體會到，兩岸關係要從經貿交流深化到政治對話的過程中，建構社會文化和價值的認同至為重要。當此歷史潮流的浪頭，要開創兩岸共謀和平、共同發展的歷史機遇，需要兩岸—包括政府、社會和政黨，在各種議題層面的交流中，逐步建立起互信，誠摯地理解彼此。
因此，今天我將以“認同的力量”為切入點，談談實踐和平發展此一兩岸關係的最高戰略價值過程中，社會、文化及政治制度認同所扮演的角色。
一、在文化和價值交流中爭取認同
認同是政治對話的基礎
兩岸關係發展近30年，自1987年11月台灣開放人民赴大陸探親恢復交流，乃至於90年代發展經貿關係以來，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整合的趨勢下，兩岸人民和產業相互依賴日深。2008年以前台灣的傳統製造業以及科技業利用中國大陸廉價的土地、勞動力，以“台灣接單、大陸生產”模式進行生產鏈與海外出口的戰略佈局，台商規模得到相當程度的擴張，比例上也帶動了中國大陸尤其是東南沿海省份的經濟成長。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民眾消費能力增加，以及2008年兩岸“大三通”、2010年簽署ECFA 等18項協議後，帶動台灣服務業西進的浪潮。如今中國大陸不僅是世界的工廠，更是世界的重要市場，對台灣更是如此。
在經貿關係上，根據台灣政府統計，2005年起中國大陸成為台灣的第一大貿易夥伴，若把台灣出口到中國大陸與香港的產品加總，則中、港早在2002年就已躍居台灣第一大出口市場，近五年來台灣對中國大陸貿易順差約在600至800億美元間。2012年台灣對中、港的出口值1186億美元，佔台灣總出口值的39.4%。2012年全年，兩岸貿易總額1622億美元（含香港），佔台灣2012年總貿易額5，718.4億美元的29.5%。比同年台灣與美國、日本的貿易總額1300億美元還高。
兩岸經貿及產業合作的前景雖令人期待，但是兩岸經貿交流的成果，並不等同於兩岸文化、價值的統合，更不等於兩岸政治立場的統合。有人或許會問，為什麼兩岸如此深化且密不可分的經貿關係，這幾年來北京又不斷對台灣讓利示好，馬英九政府也持續地向北京靠攏，但是台灣社會民意卻似乎更傾向和中國大陸保持距離，致使兩岸政治對話的時機仍然缺乏條件？我想問題之所在就是“認同”，即台灣和大陸的認同差異化程度日益擴大。
兩岸政治對話需要彼此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及社會層面建立共識基礎。兩岸關係發展進入了深水區，沒辦法再摸著石頭過河了，甚至要“接著石頭過河”。因此，政治對話的基礎，除了繼續鞏固和深化兩岸經貿往來之外，更必須關注社會層面的文化和價值交流，這正是兩岸共同化解歷史矛盾時所必須面對的課題。
在談到文化與社會價值的交流，共謀和平發展，尋求政治對話的可能性之前，我們必須認識到，文化與社會價值的交流過程是一種認同競爭的過程，兩岸政府都在爭取雙方人民對其國家身分、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人民權利等層面的價值認同。因此，我們必須關注兩岸文化間的差異，尤其是政治文化的差異，而這正是影響台灣人民對中國大陸情感、價值認同，以及強化敵意或排拒的重要因素。
台灣人民的認同差異
兩岸若要進行政治對話，勢必處理兩岸政治關係定位。我們可以理解北京基於歷史因素、民族情感以及國際外交現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但相對地，北京當局也應當瞭解，兩岸雖然有不可迴避的歷史聯結，但是長期的分治，在差異的政治與社會文化的薰陶中，台灣人民已經形成對中華民國台灣的價值認同，以及台灣前途由台灣人民當家作主的堅持。
台灣指標民調公司在2013年4月的民調，結果有56.2%認為兩岸關係定位是“國與國的關係”，僅26.4%持相反意見，另有17.4%未明確表態。交叉分析顯示，愈年輕、或教育程度愈高者認為目前兩岸是“國與國關係”的比率也愈高，20至29歲民眾持此看法的比率甚至達到76.2%。關於兩岸是否同屬一中，只有39.1%受訪者認為“台灣和中國大陸都屬一個中國的一部分”，48.1%則持否定的看法。特別是，20至29歲的年輕人有60.3%認為“不是”，只有30.2%認為“是”。
台灣學者童振源的研究也指出，在國家認同方面，“台灣人認同指數” 在1992年為負7.9%，2000年增加到24.4%，2007年為38.3%，2011年增加到48.5%，2012年再繼續增加到50.7%。2000－2007年，台灣人認同指數年平均為33.8%，2008－2012年則為48%，顯見馬英九執政五年的台灣認同指數增加的速度遠比陳水扁政府時期要快很多。
在國家選擇方面，“台灣拒統指數” 在1994年時為20.9%，陳水扁時代台灣拒統指數一度下跌到2001年的29.7%，此後大致維持在40%，但是在馬英九執政期間達到了1994年以來的高點，2008至2012年平均有46.9%的台灣人民堅定拒絕統一。
根據台灣“行政院陸委會”的調查，過去十年，台灣民眾認為中國大陸政府對台灣人民不友善的比例維持在40－50%之間。特別是，在兩岸簽署ECFA不到半年，台灣民眾認知中國大陸政府不友善的比例竟高達48.3%，超過中國大陸政府在2005年公布反分裂國家法後二年期間的比例。
這些數據顯示出，台灣人民自我認同的強化持續增加。而且有近半數的民意在國家認同和國家選擇上不願意走向統一，而拒絕統一的民意和認為中國大陸政府對台灣人民不友善的民意成正比。我們必須思考台灣人民自我認同和對中國大陸的認同偏好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認識並尊重認同差異
關於台灣人民的自我認同，最近發生的“張懸國旗事件”就是個很好的例子，2013年11月初，台灣歌手張懸在英國開唱，接過觀眾中台灣留學生手裡的中華民國國旗說，“這是來自我家鄉的國旗”，引起大陸的學生以及網友們的諸多攻擊，甚至指稱張小姐有宣揚台獨的傾向，還揚言抵制她來大陸舉辦演唱會，最後張懸小姐決定取消她的北京演唱會。
這是一件十分遺憾的事，一位青年搖滾歌手的演唱會，竟然掀起如此風波，令中國大陸官方、民間疲於滅火，台灣方面則必須強勢表態，行政院長江宜樺表示，“張懸在演唱會被動接受國旗，表達她來自台灣，卻遭受到中國某種敵意對待，這是不幸、令人遺憾的事情，像張懸一樣的台灣人，在世界各地以台灣為榮、表現自己，都是發自內心真誠的表現。大陸不合情理反應，是因為對我們不夠了解，希望未來可以透過兩岸交流，讓他們更清楚。”江院長還表示，若台灣學生在國際比賽遭遇“類似事件時絕不躲藏，政府也將不斷透過國科會、教育部等相關單位，進行正式抗議。”甚至在立法院回覆委員質詢時說出，“我們支持我們的人民、我們的民眾，做這樣的表達，這是我代表行政院、全國最高行政首長的講話。”
“張懸國旗事件”反映出兩岸人民對彼此的認知和認同差異，更嚴重的問題是，兩岸之間好不容易建立出的情感和互信基礎，都可能在這樣突發的事件中一再地被撕裂。
對此事件張懸低調回應“這不是政治，這只是一面旗子，它代表我的故鄉”，但其實，張懸不需要避諱於表達自己的情感和觀點。這面國旗確實是台灣子弟對於自己的身分認同和情感寄託。請容我說明當中台灣人民的價值認同。
對當代台灣人民而言，歷經經濟起飛和政治民主化之後，我們貫徹民主憲政，建立了具有台灣民意基礎的政府，我們所遵行的是1946年制定的南京憲法（中華民國憲法），它不僅曾在中國大陸施行，具有1912年辛亥革命以來中華民國法統的延續性，並且在台灣歷經7次修憲，具備了台灣的主體性。即便是民進黨也承認這部憲法，1999年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即表明，“台灣是一主權獨立國家，…依目前憲法稱為中華民國。”2011年10月9日“中華民國國慶”前夕蔡英文強調，“歷經台灣民主洗禮，好幾次直接總統選舉，現在中華民國政府不是外來政府，是台灣的政府。”台灣不論藍、綠政黨和廣大群眾已逐步建立台灣共識－“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中華民國是台灣”。
以這部憲法賦予的權利為基礎，我們的政治和社會文化以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為核心價值。我們的文化尊重並且包容多元價值，我們的憲法保障媒體、新聞、著述以及網路言論等意見表達的自由。
這權利並不是生而俱來的，是過去幾十年台灣人民奮鬥爭取來的。爭取權利的過程中，台灣人民建立了代表自己的政府，形成了台灣人民的價值認同，因此我們認同以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為核心價值的中華民國－台灣。而這面國旗，就是台灣人民的價值和情感認同的象徵。
或許稱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會讓某些朋友認為帶有台獨的意涵，但若稱中華民國是一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僅合於事實，在台灣更肯定地具有普遍共識。這不同於法理台獨、台灣共和國、正名制憲或入聯公投等激進的台獨政治主張；因為它，各位朋友，這是一個事實的陳述。
中共前總書記胡錦濤在2008年12月31日“《告台灣同胞書》發表三十周年座談會講話”中也明確提出，“台灣同胞愛鄉愛土的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意識”。如果舉起中華民國國旗尚且會被稱之為台獨而遭到圍剿，那麼放眼台灣，除了歷次民調裡承認自己是急統或緩統的一成人口外，中國大陸恐怕難在台灣爭取到盟友。
此外，我們也期待中國大陸的朋友們能夠認識到台灣是一個尊重多元價值的社會，而我們的政治制度不允許單一的團體、政黨或者外來的政治力量片面的改變台灣人民的選擇，任何關於台灣主權現狀的更動，都必須經由台灣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
如果北京不能夠體會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心聲，正視中華民國台灣存在於國際社會的事實，繼續對台灣政治孤立，將台灣阻絕於國際社會之外，那麼，即便有再多的經濟讓利或者溫情宣言，恐怕也只會一再重演2003SARS期間“沙祖康誰理你們事件”、“2010東京影展國旗事件”或“張懸國旗事件”，讓台灣的民心和海峽的彼岸漸行漸遠。
國家主權、領土及統獨等政治意識型態議題雖是高度敏感，但兩岸主事者以及社會如果能有更開放的思維，放下互相仇視、互設門檻，務實地認識到兩岸關係的複雜、困難和挑戰。那麼兩岸基於地緣相近、文化相近，經濟相互依賴等條件，將擁有更廣泛地合作發展空間，進而形成建立穩固的夥伴關係，甚至是兄弟之邦的關係。
二、建構主義下的兩岸共同利益
從前面的談話中，我們知道兩岸鞏固深化交流邁向和平發展的進程中，文化和社會價值的認同是一極為重要的變項，我們也認識到彼此在政治認同上的差異，兩岸不能僅僅是單方面的灌輸價值而期待形成認同。實際上，我們是在文化和社會價值的交流過程中爭取對方的認同。
民進黨前主席蔡英文於今年11月12日“2013台灣投資高峰論壇”致詞時說到，“兩岸關係日益密切，雙方旅行人次攀新高，增加兩岸人民彼此了解機會。”據統計，兩岸人民往來的數量從1988年的43.8萬人次增加到2012年的595.5萬人次。另有估計，台灣約有150萬人常住中國大陸。而中國大陸人民來台（含社會交流、專業交流、定居居留、觀光等）人次也從2008年的29萬人次快速膨脹到2012年的253萬人次，光是今年1至9月就有超過215萬人次來台。加上在台大陸籍配偶32萬，新台灣之子更不計其數，加上每年2000名左右的來台陸生（開放人數還會逐年增加）。這些人正是文化和價值的載體，兩岸人民的往來、婚姻及家庭的聯結，正意味著文化與社會價值的交流。
當前台灣人民更寧願選擇目前的生活方式，和中國大陸保持距離。這是因為兩岸之間在情感上、文化上的、制度上的認同差異，夾雜著歷史矛盾、民族情感、經濟產業競合、制度差異、國際因素等等問題。但是如果以積極的態度來看待兩岸之間的異與同，或許可從中找到共同的利基。兩岸要實現可持續的和平發展，奠定政治對話的基礎至關重要。因此我提出以社會建構主義的方式，以促進認同來型塑兩岸和平發展的機遇。
這也是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提到兩岸政治對話的基礎，“要繼續推進兩岸交流合作。深化經濟合作，厚植共同利益。擴大文化交流，增強民族認同。密切人民往來，融洽同胞感情。促進平等協商，加強制度建設。”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我們期待兩岸文化與社會價值的交流，能提供兩岸人民認識不同的制度、不同生活方式的機會，提供兩岸人民思辯和選擇的機會。在交流中奠定善意和互信的基礎，從認識進入理解，從理解到認同，為兩岸和平發展發展創造更多可能性。
三、民進黨做為兩岸關係發展中負責任的參與者
要從根本解決兩岸的衝突、建立兩岸和平發展的制度性架構，除了坦率與務實地面對兩岸差異，持續深化交流之外，更需要民進黨的參與。民進黨代表40%以上的台灣民意，兩岸政治協商的過程若缺乏民進黨的參與，兩岸政治協商的結果若沒有民進黨的認同，則兩岸和平發展架構是無法建立的。
大陸許多朋友認為，民進黨長期對中國大陸存有高度的敵意，我們必須承認民共之間缺乏常態性對話管道、機制，尤其經歷了2004至2008年陳水扁政府執政時期的經驗，彼此互信基礎薄弱。但我要強調，民進黨是一個務實並且負責任的政黨，我們深刻地認知到，和平穩定的兩岸關係發展，對台海以及亞太區域穩定具有最高的戰略意義。
甚至在民進黨執政時期，被中方視為激進台獨的陳水扁總統也在其2004年就職演說中表示，“唯有兩岸致力於建設與發展，協商建立一個動態的和平穩定互動架構，共同確保台海的現狀不被片面改變，並且進一步推動包括三通在內的文化經貿往來，才能符合兩岸人民的福祉與國際社會的期待。”“如果兩岸之間能夠本於善意，共同營造一個”和平發展、自由選擇”的環境，未來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或者台灣與中國之間，將發展任何形式的關係，只要兩千三百萬台灣人民同意，我們都不排除。”
民進黨中國事務委員會近期也正在討論現階段兩岸政策總結報告的初稿，內容包含基本立場與核心價值、兩岸政治定位與交流、經濟戰略、兩岸公民社會如何交流與國家安全等五大主題，預計明年一月出檯。初稿內容提及民進黨台灣前途決議文核心價值不變，但十四年來，兩岸交流更密切，也簽訂多項協議，交流深入各階層，民進黨必須務實轉型，基於現行的憲政體制架構，以更務實的態度處理新生議題。相信民進黨作為最大在野黨，對於新的區域形勢與兩岸關係必然有新的體認，也願意為台灣及兩岸的未來承擔更重大的責任並提出主張。
兩岸政治協商不是一蹴可及，但我們相信，不論台灣由哪一個政黨執政，在兩岸和平發展上，都必須超越黨派的藩籬，尋求共識，並透過多元化與多渠道的方式與北京對話，並且在對話中累積兩岸社會、政府、政黨間善意和互信和認同的基礎，消弭兩岸政治上的猜忌、敵意，而後才有可能進入實質解決兩岸政治矛盾的協商。
最後我期待透過本次和平發展論壇，能提出更多的創意和辦法，促進兩岸各層面的溝通，坦率地面對政治差異，從求同存異進入求同化異，實踐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最高戰略價值。
【中評社／記者 魚莎莎、林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