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兩岸一家親內涵豐富

東亞研究所所長章念馳在《中國評論》月刊8月號發表專文《習近平的“一家親”論說與當前兩岸關係》，作者認為：“我們今天講的統一，與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講的統一，本質與內涵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已不是以往的征服與武力統一，而是一種和解，一種再造，一種共同締造。通俗一點講，就是共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共同締造一個更加美好的國家，讓所有中國人都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這種‘共圓中國夢’式的統一，是特殊的兩岸關係的產物，它與所謂的國際‘主權觀與治權觀’、與傳統的‘主權論與治權論’，是有所不同的，我們要跳出這些正統與傳統的理論。”“我們只有正確把握兩岸關係的核心，才能更好地爭奪人心，如果我們不能正確把握兩岸民心，不能正確處理‘中華民國’與‘分治’這些問題，我們就可能站到台灣民眾對立面去，使我們由主動化為被動。從這個意義上說，把握理解習近平的‘兩岸一家親’論說，是極其重要的。”文章內容如下：

前言

今年上半年兩岸關係發生了三件不容忽略的大事：

一是台灣大陸事務負責人王郁琦與大陸台灣事務負責人張志軍，在大陸首次正式會晤，互稱官銜，互相承認，互商國是，開啟了兩岸官方制度化互動的新階段，接著張志軍對台灣的回訪，為兩岸政治商談提供了一個新平台，這意味著兩岸關係進入了《國統綱領》的中程階段，事實上進入了一個“互不否認治權”的新時期，這無論如何是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

二是“張王會”旋落幕，國民黨名譽主席連戰率團訪問北京，與大陸共產黨總書記習近平舉行了“國共領導人會晤”，習近平作為大陸新一代領導人在會晤時系統闡述了他的“兩岸觀”與“對台政見”，發表了《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重要講話，以全新觀念闡述了這一代領導人解決台灣問題的新思維，通篇講話沒有“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傳統語言，沒有刻意渲染“中華人民共和國”或“中華民國”敏感政治話語，而是以親情溫情闡述了“兩岸一家親”、“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兩岸觀，闡述了兩岸關係的基礎、定位、途徑、本質、前景，是一篇宣言書，是一面代表新時代的旗幟，也給兩岸關係創造了重大轉機。

三是台灣3.18反服貿的太陽花學運，對兩岸關係潑了大大的一盆涼水，大大改變了兩岸關係的原有節奏，打破了六十年來兩岸關係處在歷史最好時期的平靜，給兩岸關係帶來了許多新的變數。太陽花學運的成分非常複雜，它也不是台灣最後一場學運，對兩岸關係的深遠影響是值得我們非常重視的。

我們原有的對台思維

長期以來，怎麼認識台灣，怎麼解決台灣問題，我們實在是有太多的盲區與包袱。最早我們將台灣視為“匪區”，我們與“蔣匪”勢不兩立，有你無我，有我無你，“漢賊不兩立”，把兩岸關係僅僅視為是“內戰延續”，是“國共內戰”的延伸，是敵我矛盾，所以哪怕沾有一點對台關係，都成為有“有問題”，不予信任，不予重用，這時的兩岸關係完全是對立關係。在這種關係之下，怎麼看“中華民國”問題？怎麼看“台灣的政治地位”？怎麼看“台灣民眾身份”？都是以對立對抗思維加以處理，並不是把“台胞”看成自己的“同胞”。這種思維，這種政策，從1949年始一直維持到1979年之後，整整影響了幾代人。

這種思維之下，我們看待台灣社會、台灣人民、台灣領導人，都是帶著極大的偏見，我們認為“兩蔣”（蔣介石、蔣經國）是“萬惡”的，台灣社會是“黑暗”的，台灣人民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甚至願隨時去資助他們，而我們當時人均收入還不到台灣的十分之一。這種“不瞭解”帶來的主觀性，影響了我們對台灣問題的正確判斷，也影響了我們政策的英明程度。我們雖然強烈希望統一，但我們對於對方的“不瞭解”，就決定了我們無法代表他們，更遑論去統一他們。

兩岸關係中的這種偏頗與盲目，不僅僅緣於我們的認識浮淺，台灣當局同樣認識偏頗，他們的“反共”政策，“三不”政策，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到“反攻大陸”，從而造成兩岸的長期隔離，長期敵對。這種思維使兩岸關係到底是一種什麼關係，就缺少了一個正確的政治定位，從而派生出許多問題，如“怎麼看台灣的法統”？“怎麼看台灣人的身份”？“怎麼看統一的本質”？等等問題始終糾纏著兩岸關係，台灣問題成了我們的包袱。其實從“拒統”到“台獨”，就是這種政治現實的“一面兩體”。

武力統一－和平統一－共圓中國夢

我們對台灣問題的認識，是有一個逐步深化的路程。“文革”後，改革開放時代的來臨，我們從“解放台灣”的“武力征服”改為“和平統一”，有了“一國兩制”的新意識，有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新思維。但我們僅僅將兩岸關係視為“井水不犯河水”關係，多少還是“你歸你，我歸我”關係。後來我們逐步形成了“共同家園”意識，形成了“命運共同體”概念，從對抗思維，轉變為融合思維，“一家人”的關係漸成雛形。眾所周知，有什麼樣的兩岸關係的定位，就有什麼樣的兩岸關係政策。我們的對台政策就是隨著兩岸關係的深化，開始發生深刻變化。雖然我們強調我們的政策是有繼承性和一貫性的，這是指追求統一的訴求是一貫的，但政策是隨情勢變化而變化的，這是必需的，這就是與時俱進的精神。

習近平對連戰講話，是他借這場合系統闡述了他對兩岸關係的全新思維，代表了這一代領導人的“兩岸觀”與“兩岸政策”，我們必須敏感地認識這一點。這絕不僅僅是“溫情的喊話”，一場“客來客往”的酬言，是“統戰”語言，如果僅僅這樣認為，我們將錯失良機！

首先，習近平對兩岸關係作出了清晰定位。他將兩岸關係從“一家人”關係定為“兩岸一家親”關係，他說：“兩岸同胞同屬中華民族，都傳承中華文化”，“根植於我們共同的血脈和精神，紮根於我們共同的歷史和文化”，“有著共同的血脈、共同的文化、共同的連結、共同的願景”，“不管台灣遭遇什麼風雨，不管兩岸關係歷經什麼滄桑，兩岸同胞始終心心相印、守望相助”，“兩岸同胞血濃於水”，“廣大台灣同胞都是我們的骨肉天親，大家同根同源、同文同宗，心之相系、情之相融”，“沒有什麼力量能把我們割裂開來”。習近平對台灣同胞的這種瞭解與理解，充滿在整篇講話的字裡行間，比以往任何領導人都顯得深刻。

習近平將兩岸關係清清楚楚定位為骨肉同胞關係，是一家人關係，是親人關係，不是鄰居、朋友，更不是敵人關係。習近平整篇講話中，反復用“同胞”相稱，先後說了三十七次。這就是表明了台灣同胞不是“呆胞”，也非“台巴子”，他們是遭受過許多傷害委屈的我們的父兄姊妹。這樣的政治定位，就決定了兩岸政策必須體現出“一家親”關係，必須讓台灣同胞體會到做中國人的尊嚴與榮耀，要“台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讓廣大台灣同胞特別是基層民眾都能更多享受到兩岸和平發展帶來的好處”。這不是無原則的遷就，更不是無道理的讓步！因此，“只要是有利於增進台灣同胞福祉的事，只要是有利於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事，只要是有利於維護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事”，我們都要“盡最大努力辦好”。

習近平新“兩岸觀”的積極內核

習近平這樣的“兩岸觀”與“兩岸政策”，與以往的看法與做法，有了明顯不同。習近平更強調兩岸關係是同命運共呼吸關係，“兩岸同胞命運與共”，雖隔著一道海峽，“但命運從來都是緊緊連在一起的”，“近60多年來，兩岸雖然尚未統一，但我們同屬一個國家、同屬一個民族從來沒有改變，因為我們的血脈裡流動的都是中華民族的血，我們的精神上堅守的都是中華民族的魂”。習近平強調我們雖有不同經歷，具有各自的悲情，但這是我們“共同的創傷”。因此兩岸需要共同努力，共同發展，共創雙贏，這篇講話中，他一共十七次提到要“共同”。

這種兩岸關係就不是“你來解決我”或“我來解決你”，更不是“你來吃掉我”或“我來吃掉你”，不存在統一方和被統一方，這種你我關係是相互平等的，它明確了雙方都是統一的主體，賦予雙方對等的主體地位，並給予足夠的尊重。習近平說：“我們尊重台灣同胞自己選擇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理解他們“歷史遭遇和社會環境，有著自己特定的心態，包括特殊的歷史悲情心結，有著強烈的當家作主‘出頭天’的意識，珍視台灣現行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習近平對台灣的這種理解，不就是台灣長期以來渴求的“正視現實”嗎？而習近平給予了正面回應。

台灣與大陸是同屬中國的一部分，而台灣可以選擇自己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這實際上是對台灣“治權”的不否認，也是變相的承認。這樣的一種表態，恰恰安排在“張王會”之後，在兩岸關係進入了一個新時期之際，是值得我們深思的。習近平說：“5年多來，兩岸同胞共同選擇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開創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張王會”又“達成積極共識，對推動兩岸關係全面發展具有積極意義”。正是有了這樣的條件與時機，給我們“解決長期存在的政治分歧”要作出“合情合理安排”提供了機遇，這是兩岸關係的一個重大轉機，是非常值得珍惜和重視的。

習近平的新“統一觀”為解決兩岸關係提供了轉機

習近平在這篇講話中，又闡述了兩岸關係的本質，雖然他沒有刻意的反復宣傳“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等概念，甚至他很少提到統一，他更多的反復強調“兩岸同胞要攜手同心，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他說：“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是孫中山先生的夙願，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夙願，也是近代以來中國人的夙願”，這個夙願，說到底就是要“讓我們所有中國人都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他講的“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就是我們所追求的統一。

我們今天講的統一，與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期講的統一，本質與內涵已發生了很大變化，已不是以往的征服與武力統一，而是一種和解，一種再造，一種共同締造。通俗一點講，就是共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是共同締造一個更加美好的國家，讓所有中國人都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這就是我們的“統一觀”。

要共同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那麼，台灣和大陸都是民族復興的主體，這種統一，雙方都是統一的主體，都需要相互承認，彼此的關係是對等與平等的。這對解決長期以來尚未解決的政治難題，提供了很大的空間，這是需要我們珍惜與把握的。當然這也需要時機和條件的，即是都願“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都要有這樣的統一願望，也就是在一個中國框架下，來討論雙方的關切，並給予“合情合理”的安排。至於一個中國框架的內涵，我們可以共同加以豐富。

這種“共圓中國夢”式的統一，是特殊的兩岸關係的產物，它與所謂的國際“主權觀與治權觀”、與傳統的“主權論與治權論”，是有所不同的，我們要跳出這些“正統”與“傳統”的理論。事實上要用這些“正統”與“傳統”的理論來解決兩岸的政治現實，幾乎是無望的。中國人的傳統與正統觀太沉重了，我們需要創新。長期來，我們囿於統一與被統一的思維，囿於征服與被征服的觀念，恰恰缺少“共圓”與“共締”思維。甚至有人問，我們為什麼要對台灣這麼好？我們為什麼要對台灣做這麼多的讓步？這問題就如我們去問天下父母，你為什麼對子女這麼好？你為什麼不求子女回報！兩岸作為“一家親”，還需要理由嗎？

既然要“一家親”，既然雙方都是實現民族復興主體，有些長期以來被視為我們的“包袱”或“負資產”的東西，如“中華民國”等問題，我們是否可以不把它作為我們的“包袱”或“負資產”視之？據說連戰這次見習近平，就提出了這樣的建議。我覺得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去思考的。

一個國家的分裂是很痛苦屈辱的事，這種分裂造成他國對我們的干涉，美國與台灣“關係法”即是例證。日本也在策劃“日台關係法”，都是對我主權明目張膽的干涉，這種干涉正是利用兩岸的不統一，驗證中國的一句老話，“家不和被人欺”。當前，對東海釣魚島的爭議，對南海“九段線”的爭議，都需要台灣與我們的合作，因此，如何積極而正面處置“中華民國”問題，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如果我們不能接受這份“遺產”，“台獨”就會將它變為“‘中華民國’在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來對抗大陸，反而成了“台獨”的一份資產。

但是承認“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連馬英九也不贊成，他說：“我們基本上認為雙方的關係，應該不是兩個中國，而是在海峽兩岸的雙方處於一種特別的關係”，這也是雙方憲法所不允許的，他認為兩岸是“一國兩區”關係（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這個“一國”，即“九二共識”下的“各自表述”，台灣是指“中華民國”，大陸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所以馬英九當局希望兩岸“互不承認主權，互不否認治權”。其實1992年台灣制訂《國統綱領》，也僅僅希望大陸承認台灣是一個“政治實體”，承認台灣實際“管制權”，而我們遲遲不予承認，反給“台獨”找到了許多藉口。有很多人認為是否可以視台灣為“非主權的政治實體”，這是否可以作為一種方案，或有更積極的方案，這就需要政治對話與談判。進行政治談判，談起來，就有希望，習近平說：“我相信，兩岸中國人有智慧找出解決問題的鑰匙來”。

希望民進黨也把握機遇

習近平在講話中又闡述了兩岸關係的基礎，他指出，我們美好的願望，是建立在一個政治基礎上的，這個基礎好比是一個船的錨，“錨定了，才能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

什麼是“兩岸關係之錨”，他用三句話加以概括，這就是兩岸雙方要鞏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深化維護一個中國框架。他說：“如果這個基礎被破壞，兩岸關係就會重新回到動盪不安的老路上去”，這是我們不願看到的。

這裡顯然是指民進黨。民進黨作為一個“台獨”黨，他們曾先後執政二十年，他們的“台獨”訴求已屢試不成，尤其經陳水扁執政的八年，“台獨”的“正當性可行性”已消費得蕩然無存。對於民進黨及他們的支持者，習近平說我們完全能理解他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悲情與訴求，他說：過去“中華民族國力孱弱，導致台灣被外族侵佔，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極為慘痛的一頁，給兩岸同胞留下了剜心之痛”，“台灣同胞因自己的歷史遭遇和社會環境，有著自己特定的心態，包括特殊的歷史悲情心結，有著強烈的當家作主‘出頭天’的意識”，“將心比心，推己及人，我們完全理解台灣同胞的心情”。“台獨”作為一種“思潮”或“政治主張”，有它的成因，但實踐證明它完全沒有成功的可能性，一些民進黨精英也完全明白此理，但還有一些政客繼續鼓吹“台獨”以吸引選票，這是不明智的。習近平希望民進黨改弦更張，不要再“逢中必反”，不要再“執迷不悟”，只要他們“現在願意參與推動兩岸和平發展，我們都歡迎”，“不管他以前有過什麼主張”，祖國的大門永遠對民進黨敞開。我們是一視同仁，希望民進黨也把握機遇。

習近平的對台論述，源自他對台灣問題的深刻理解，他曾長期在福建省工作，又在浙江、上海主持過多年工作，與台灣同胞有廣泛接觸，形成了他全面而深刻的“兩岸觀”；而這種“兩岸觀”與這個時代特徵、與我們這一代領導人的胸襟企圖相契合，他們把握了和平發展潮流，提出了實現“中國夢”的構想，為中國的民族振興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也是為兩岸關係的突破與發展提供了寶貴的機遇。也是我們解決當前兩岸關係的思想武器，它對解決當前兩岸關係有非常重大的現實意義。

“兩岸一家親”論說對當前兩岸關係的重要性

誠如我前文所言，如果我們很好地把握了機遇，從“王張會”—“張王會”—“王張會”…從而促成了“馬習會”，達成“共同宣言”，從而互設“辦事處”，互簽文化、教育等眾多協議，兩岸關係會出現更多可喜變化。可是，“3·18”太陽花學運的爆發，完全破壞了兩岸原有的節奏，深寂在台灣深處的，潛伏在台灣民眾內心的，一種“害怕被統一”的“恐中”情緒爆發了，這也是對過快的兩岸關係好轉的一種必然的“反動”。

“反服貿”運動有許多成份，如“反中”、“反馬”、“懼統”、“求獨”、“反張王會—馬習會”等等，但我們應該看到最主要的是台灣正在經歷一場新的變革。它的外因是反全球化與反一體化的思潮湧動，中國的崛起與台灣的式微，西方式民主的衰弱……；它的內因是台灣經濟的長期不振，台灣內部的藍綠對立與社會撕裂，對大陸的依賴加劇…，造成人們普遍的失望與不滿，醞釀了台灣新的裂變。

這種新的“裂變”依然是台灣近幾十年來的“本土化與民主化”的繼續。它的“本土化”內涵從“要求當家作主”和“出頭天”，演變成“本土意識”—“台獨意識”—“追求獨立建國”，追求“修憲”與“公投”，但這一切似乎走到了歷史的盡頭，屢試不爽，“台獨”已變得無可能。轉而追求“事實的台獨”，追求“現狀的不可改變”，追求“接受‘中華民國’”，追求“中華民國在台灣，台灣就是中華民國”，甚至接受“中華民國憲法”，接受“憲法一中”，更甚至接受“大一中架構”，讓“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成為“不完整的國際法人的一部分”，轉而尋求“一邊一國”的“主權重合”而“治權分裂”的一個“國協或聯邦或邦聯”…。這種“新本土主義”正在形成，而且正在凝聚越來越多的人跨藍綠的“共識”。他們不再追求廢絀“中華民國”，反對這個“外來政權”，而是“繼承”中華民國，並以它形成新的“主體意識”。他們也不再反對兩岸的“交流”，甚至認為兩岸是“兄弟之聯”。對這些變化，我們應有清醒認識。

台灣追求“民主化”已幾十年，也取得過長足進步，一度為“亞洲民主的燈塔”，但它的民主化卻慢慢變為“民粹主義”，成了“去中國化”的打手，漸漸變得暗淡，最後使台灣朝野和藍綠高度對立，它們之間變得只有對抗而沒有協商，造成今日台灣幾乎沒有一樁事可以通過對話與協商來解決。台灣的民主化與全球民主化的弊病非常相似，人們一度相信只要實現政黨政治，就能結束專制，在“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之下，一切皆是公平的，現在它們發現並非如此。今日台灣的“立法院”已成為民主的亂源，這是不爭的事實。民進黨過去是“街頭黨”、“暴力黨”，以街頭運動起家，走入體制內，改用選票來爭取執政，執政後他們發覺選票不能解決一切，甚至他們不可能贏得“國會”的二分之一，更不可能取為三分之二，他們不能為所欲為，他們永遠只能“朝小野大”。而進入“體制內”的民進黨，又脫離了“公民運動”，又無法代表民眾，於是他們開始反思怎麼改造這種“民主體制”，怎麼重新與公民路線相結合，以“體制外”顛覆“體制內”，重新取得領導權。所以台灣的“民主化”又在發生新的“裂變”，我們對此必須有所洞察。兩岸問題決不是俯下身子多聽聽“三中一青”就可以解決問題的，問題不是出在“三中一青”身上！

我們只有正確把握兩岸關係的核心，才能更好地爭奪人心，如果我們不能正確把握兩岸民心，不能正確處理“中華民國”與“分治”這些問題，我們就可能站到台灣民眾對立面去，使我們由主動化為被動。從這個意義上說，把握理解習近平的“兩岸一家親”論說，是極其重要的。

【中評社／章念馳】(作者為《中國評論》月刊學術顧問) 2014/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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