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進中國策略,是淘金還掏金?

姚延宗兩岸
1848年,大量的金礦於美國舊金山發現後,掀起了美國歷史上重要的「淘金熱」。然而,「黃金」兩字卻害死

1848年,大量的金礦於美國舊金山發現後,掀起了美國歷史上重要的「淘金熱」。然而,「黃金」兩字卻害死了許多赴遠洋生活的華人,許多不是失敗回國,就是客死異鄉,或者歸化入籍,受到嚴重的種族歧視與卑微的工作待遇。對於當時許多帶著夢想前往,卻落空的華人來說,想靠「淘金」發大財,簡直就像是黃粱一夢,遙不可及。

回到二十一世紀,當全球各國之政府正對居高不下的失業率,以及國家外債過高而苦無對策時,中國大陸卻以快速的腳步向前邁進,儘管面對國際的政經情勢,承受著諸多的壓力與防堵,仍無法停止中國極欲崛起的氣勢與決心。經過了1978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成功之經濟轉型,著時成為全球最耀眼的明星。而中國人隨著自身國力的加強,也逐漸展現出了大國崛起的自信,並在經濟、文化領域中逐漸嶄露頭角。此外,中國成功的經濟發展模式也使全球各大企業看上此一深具潛力的市場,紛紛至該地設廠與投資。對於地理位置如此接近中國大陸的台灣而言,當然無法置身事外。台灣政府透過各種政策,期望能增加與中國大陸之連結性,以帶動台灣內部之經濟。不過,此種「西進政策」對於台灣而言,卻隱含著諸多的風險與不確定性。因為台灣並不像其他國家,與中國有著平等的主權地位,許多國家在與中國之交往上,也無需特別考慮其他重大且足以釀成戰爭的的政治利益衝突。然而,這些考量卻都是台灣在與中國交涉、談判時,所需面對之問題。筆者認為,這些不穩定的關係,也是使台灣內部在談論與中國聯結的事務上,常出現極分歧甚至是不理性的聲音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許多台灣之企業甚至政府官員,往往只考慮到單純的經濟利益以及潛在的市場需求,卻不常從政治之角度考量赴中國投資的可行性,因而使投資計畫案或經濟協議的協商上,增添了更多的政治風險。筆者以十九世紀的「美國淘金熱」為例,乃是希望過去曾創造「台灣經濟奇蹟」的各中小企業,在前進中國時,能做好妥善地評估措施,而非只是在政府的鼓勵甚至是對岸所釋放的利多下,不理性地赴中國淘金。

然而,現在在國內的經濟氛圍,似乎仍把西進中國視為唯一的活路,並認為若產業無法進入中國市場,即無前景可言。此認知似乎把中國(與我們仍有對立關係)當成我們的保命丸。只是,若觀察國外之晶片大廠在中國投資的計畫,其乃採取非常保守的策略。他們擔心,若因欲分食中國龐大市場此一大餅,即貿然地將先進之研發技術挪往中國,將可能培養出與自身競爭之對手,最後走上削價競爭之困境。此外,中國現今仍為一黨專政之國家,依中國共產黨「使命必達」的行政效率,其若欲採取惡意併購,或扣留台商之生產設備等,台灣之各大企業皆只能坐以待斃。筆者甚至認為,於今年農曆春節後所出現的民工荒,乃與中國大陸積極採取「西部開發的政策」有極大的關聯性,以此促使外來投資向內陸轉移,以加速其城鄉發展,增強自身之經濟能力。

「西進策略」就像美國西部淘金潮一樣,充滿著無限的挑戰與諸多的不確定性,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其並非一民主自由之國家,若以中國政府現階段極欲加強自身之高科技研發能力來看,台灣政府應當採取較保守且扮演嚴格把關的角色,以維持我國於高科技領域的領先優勢,否則將使原本預期的「淘金計畫」淪為「掏金計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