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作榮的無憾與遺憾

前監察院長王作榮的追思會，30日在台北舉行。王氏已經蓋棺，該如何論定？

解嚴以來百家爭鳴，但知識份子影響力反被名嘴稀釋。有人噤若寒蟬，有人「乘桴浮於海」。相較之下，憑著如椽之筆主導輿論數十載，並影響兩蔣施政的王作榮，雖自嘆壯志未酬，但應算幸運的了！

王任中時報系主筆期間，某晚報社急來求文。王氏處觥籌交錯間，卻隨手在餐巾紙上一揮而就，寫下思緒縝密、擲地有聲的一篇社論。王作榮因善為文受人賞識，但也因文樹敵，自斷官路。

王氏不只是官場的非主流，也是經濟學界的非主流。以王作榮與蔣碩傑的論戰為例，有人認為，評文筆氣勢，王占優勢；評理論紮實程度，蔣略勝一籌。但這只是表面觀察，其實王作榮不同於、不見容於台灣多數經濟學家的原因有二。

第一，他了解、但不盡信市場機能，主張政府應扮演積極角色，早年甚至主張台灣應該借鏡「重工業優於輕工業」的蘇聯、日本模式。中間偏左的他，與篤信比較優勢原則和市場機制的其他學者當然難以相容。王批評那些言必稱西方理論的人是「鸚鵡學舌」，鸚鵡們自然容不了烏鴉。

王氏對於政府所能扮演的功能極為樂觀，對於政府所應負擔的責任也有高度期許。這或許與他「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家思想有關。對王作榮那一輩的知識份子來說，救亡圖存本就是政府與公務員的天職。至於民粹政治以及國家認同錯亂之下，政府失德、失能的慘狀，恐非王作榮、尹仲容那一代人所能想像。

第二，富含中國文化底蘊的王作榮，出身於外敵入侵、土匪貪官欺民的落後農村。如何使國家富強、現代化是他念茲在茲的問題。負笈西方之後，西方現代經濟理論成為他思想的重要養分。但他並不拘泥這些理論，而是把西方理論融入他的實際經驗與中國傳統智慧，形塑出解決問題的新思維。因此，王作榮知道解決落後地區發展問題的方法，絕非照抄西方進步國家的理論。王的寬廣視野與歷史縱深，豐富了經濟學家討論公共政策時的角色。

王晚年返鄉探視，用「脫胎換骨」形容大陸的進步。儘管早年共產黨剷去王家祖墳，王之胞弟因勞改死在青海，但他卻說：誰使中國富強，我就支持誰。歷經時代悲劇的他，仍舊清明，仍把國家民族置於個人和黨派之上。他因預見漢唐盛世重現，激動落淚。王作榮雖在台灣懷才不遇，但他一生企盼國家富強的願望已經實現，對此應可無憾。

然而，王畢生仍有一大憾事，就是唯一經他介紹加入國民黨者，竟是被他痛批「亡國亡黨」的「台灣系日本人」李登輝。最初，由於王大力推薦、提攜，才使李有可能成為蔣經國「本土化」政策的最大受益人。王亦因自己從未掌握大權，乃將其壯志寄託於李。於是，對李的厚望使他無法拿捏「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的分寸，就此一路挺李，直到1996年底國發會後，才痛感所託非人。從此，他以文字補過，成為批李大將，就事論事，入木三分。但李羽翼已成，非王所能撼動。李則不但擇惡固執，還以「不入流的抹黑」（王作榮語）侮辱王的人格，令王忿忿不平。

王晚年對李失望之深，甚至使他質疑李信上帝的虔誠，要李「為上帝留點面子」，還說兩人身後是「兩個不同的天堂，後會難期」。令人不解的是：李登輝迄今未曾對王公開指責之事認錯，王之家屬竟然邀李掛名王之治喪委員會榮譽主委。這已不是私人之間的「一笑泯恩仇」，而是混淆了王生前在國家大政方針上所堅持的大是大非。王薦李、挺李，已成憾事，其後人竟還邀李為其治喪，等於否定了王晚年以文字補過之用心，豈不更使王院長長留遺憾在人間？

【中國時報／艾台】2013/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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