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打敗美國

紐約時報中文網兩岸,國際
隨著中國對全球經濟影響不斷增長以及其軍事能力日益增強,中美戰略競爭在所難免。兩國領導人都樂觀地斷言,

隨著中國對全球經濟影響不斷增長以及其軍事能力日益增強,中美戰略競爭在所難免。兩國領導人都樂觀地斷言,這種競爭是可控的,不會引發威脅全球秩序的衝突。

大多數學者並沒有這麼樂觀。從歷史經驗看,中國崛起無疑對美國構成了挑戰。崛起的強國會在全球體系中追求更大權威,而走向衰落的強國鮮有不經過反抗就拱手讓位的。悲觀主義者可能認為,中美政治制度的差異增加了兩國間爆發戰爭的可能性。

我以現實主義的眼光看待政治問題。西方學者把我的政治觀點稱為“鷹派”,其實我只不過是沒有過份地高估道義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現實主義並不認為政治家應該只關心軍事和經濟實力,而事實上是認為在政治大國的戰略競爭中,道義具有關鍵作用,有時甚至可決定勝負。

這個結論是我研讀了管子、孔子、荀子、孟子等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家的著作之後的心得。他們著書立說於距今2000多年前的先秦時期,當時的中國尚未形成大一統的帝國,諸侯國為爭奪領土彼此激烈廝殺。

這大概是中國產生思想的最好時期。各學派爭奪思想主導地位和政治影響力。他們形成一個重要共識,即國際影響力的關鍵在於政治實力;而政治實力的重要來源是講道義的領導。在條件許可的情況下,儘量遵循道義規範的統治者,往往能維持長期穩定的領導地位。

西元前221年,暴君秦始皇統一了中國,他短命的統治無法與漢武帝相比。後者將法家的現實主義和儒家的“軟實力”相結合,自西元前140年到西元前86年統治中國長達50多年。

中國古代哲學家荀子認為,領導力有三種:王權、霸權和強權。王權在國內外贏得人心;依仗軍事實力的強權,不可避免地到處樹敵;霸權則介乎二者之間:他們不欺騙國內民眾和國外盟友,但很少顧及道義,常常對非盟友動武。諸子百家普遍認為,王權在任何較量中都能勝過霸權和強權。

這些理論看似遠離我們這個時代,但實際上卻很符合于今天的現實。亨利•基辛格曾經告訴我,他也認為中國古代政治哲學比其他任何外國學說都更有可能成為中國未來外交政策的主導思想。

先秦時代的四分五裂狀態與當今全球割裂的國際格局十分相似。先秦政治思想家們提出的治世良方也可供今天借鑒:單純依靠軍事或經濟實力而缺乏道義的領導,這樣的國家必將失敗。

可惜的是,在經濟決定論的時代,這種看法沒有市場,各國政府不過是嘴上說說罷了。中國政府宣稱,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經濟奇跡的基礎,但在與美國競爭中它強調的都是經濟領域。在美國表現為,領導人將國家成就歸功於自己的領導,將國家的失敗推得一乾二淨。

兩國政府都必須明白,這場對全球主導權的爭奪,比的不是誰更能砸錢,而是誰更具政治領導力。

很多人錯誤地認為,中國只要大幅增加對外經援就能改善對外關係。然而用錢很難買到感情的,以金錢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友誼”是經不住困難考驗的。

那中國如何才能贏在全球範圍內贏得人心呢?按照中國古代哲學家的說法,必須始於國內。王權需要先在國內建立起大眾滿意的社會模式,然後才能產生感召國外效仿的作用。

這意味著中國的政策重心應該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向以構建和諧社會為中心,消除目前巨大的貧富差距。同時,中國需要用傳統道德取代拜金主義的意識形態,消除政治腐敗,實現社會正義與公平。

美國仍是世界超級霸權,為了與美國競爭,中國需要向其他國家展示王權風範。強大的軍事力量是霸權的基礎,這可解釋美國擁有眾多盟國的原因。儘管奧巴馬政府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亞都犯了戰略錯誤,但其行動依然證明,美國有能力同時主導三場國際戰爭。相比之下,中國軍隊自1984年中越邊界衝突後就再未捲入過戰爭。中國擁有實戰經驗的高級將領極少,普通士兵就更不用說了。

與中國相比,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品質上都更勝一籌。美國有超過50個正式軍事同盟國,而中國則一個都沒有。只有朝鮮和巴基斯坦勉強稱得上是中國的“准同盟”。前者在1961年與中國建立正式同盟,但兩國已有幾十年時間未舉行過聯合軍演,也沒有武器交易。中國和巴基斯坦擁有實質性軍事合作,但兩國並未簽署具有約束力的正式軍事同盟條約。

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為了營造友好的國際環境,中國需要發展比美國品質更高的外交和軍事關係。任何世界領導國家都無法與每一個國家都保持友好關係,因此中美間競爭的焦點就是看誰有更多高品質的盟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必須為世界提供比美國道義水準更高的領導。

中國必須正視自己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需要承擔起與自己國際地位相一致的責任。美國在歐洲和波斯灣為一些弱小國家提供安全保護,這一點值得中國學習。在為弱小國家提供安全保護的問題上,中國需要與周邊國家建立類似上海合作組織那樣的地區安全機制。上合組織成員包括中國、俄羅斯和幾個中亞國家。

政治上,中國應該從其賢能治國的傳統中汲取營養。高級政府官員的選拔應考慮候選人的品德和智慧,而不能只看專業和行政能力。中國還應該打開大門,在世界範圍內選拔符合標準的官員,從而提高執政水準。

西元7世紀到10世紀的唐朝是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之一,那時,大批外國人在朝廷身居要職。今天的中國也應該這麼做,與美國競爭吸引外國人才移民中國。

下一個10年,中國的新領導人將是出自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困苦的一代。這一代做事果斷,很可能將政治原則置於物質利益之上。這些領導人必定會在世界舞臺上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向相對弱小的國家提供更多安全保護和經濟支持。

這意味著中國將在政治、經濟和科技領域同美國展開競爭。這種競爭可能導致外交緊張,但不太可能造成軍事衝突。

這是因為未來的中美競爭不同於冷戰時期的美蘇競爭。中美雙方都不需要通過代理人戰爭來保護各自的戰略利益以及獲取自然資源和技術。

中國提升國際領導地位的訴求與美國維持現有主導地位的努力,是一場零和博弈。這是一場關乎贏得民心的戰爭,人心向背最終將決定勝負。正如中國古代哲學家所預言的,行王道者王天下。

閻學通 2012年11月28日

閻學通是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本文最初用英文撰寫,中文譯文經閻學通本人審定。本文最初發表於2011年11月20日。

http://cn.nytimes.com/article/opinion/2012/11/28/c28yanxuet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