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民族主義對峙中的蘇貞昌日本行的角色扮演

2012年中國上百個城市同步舉行的保釣群眾運動，規模宏大，場面慷慨激昂，令人對中國反日的民族主義氣氛高漲十分驚嘆，但2012日本反中的民族主義，氣息同樣濃厚，只是並不是表現在街頭上，而是以完全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

上一屆打著脫美入亞的親中旗幟，以308席狂勝自民黨119席的民主黨，去年底國會改選竟剩下屈屈57席，而政黨比率票更腰斬再腰斬，只有15.49%，比才匆匆成立的極右維新黨20.5% 還少，而和 公明11.9% 差不多，變化之大令人嘆為觀止，完全體現了日本在2012一年極短時間內整個社會向民族主義一端劇烈移動的現實─要注意的是不要以為民主黨站站在維新黨和自民黨的對立面就以為他是一個沒有民族主義性格的政黨，恰恰相反，脫美入亞本質上正是民族主義的，是回歸東亞性格的民族主義，如今民主黨親中雖然失敗，民族主義性格不只不致於消逝，若由脫美親中轉向反中恐怕並不會令人意外。

2012在東亞形成民族主義對峙的並不只中日，中國和所有周邊許多所謂的「列弱」也發生了民族主義的對峙，北韓又趕在這時，火箭、?星接連往天上打，核彈在地下爆。於是，東亞民族主義對峙這一個歷史大舞台愈加複雜，緊張無比，聚集了國際社會的憂心。

就在東亞這民族主義對峙緊張的關口，民進黨蘇貞昌主席訪日。他當然知道現在東亞是大舞台，於是他的幕僚說，「蘇貞昌此次訪日，談的是大架構與區域政治問題。」什麼是蘇主席的大架構下的區域政治？看來就是在東亞這對峙的大舞台上扮演一個和馬政府的「親中反日」迥然不同，形成鮮明對比的角色。

然而，架構?舞台愈大，很吊詭的是，不要說上舞台的小國，甚至大國，操控劇情發展的主動性反而是愈小而不是愈大，正是這樣，美?日中三大國才會僵持在那邊靠幾艘小船，幾架飛機，幾篇聲明玩驚險的小遊?。

舞台的大，馬總統也看到了，也想在這舞台上展身手，他提出了「東海倡議」主張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按理他這主張和美國維持現狀的既定政策最沒出入，對大家也都最好；但美國卻一點也不加以重視，只希望他動作少些就好；至於中國，只努力逼他聯手反日；日本則拉台灣人民，但對馬十分惱火。儘管如此，馬政府仍對自己的和平倡議珍惜無比，在事件發生地的東亞既然沒人埋單，挫折之餘，便花盡力氣向遙遠的拉丁美洲、非洲推銷，這雖怪，也只好如此。

在這情境之下，蘇主席提出一個比東海倡議企圖心更大的「美日台韓民主同盟」，結局當然可想而知。這倒不是冷戰結束了，國際上民主對集權專制的意識型態對立從此不存在，而是1、現在民主和集權的對立不像過去和資本主義共產主義的對立配套起來以致於難分難解；2、中國改革開放參與經濟全球化之後，意識型態的對立被經濟的整合再進一步緩和了。

情境如此，民主固然是日本，尤其是美國支持台灣的重要理由，美前國務卿希拉蕊也因此說台灣是美國的安全（加上經濟）伙伴；但很明顯的，美國不可能把美台「伙伴關係」提昇到「同盟關係」─連正式外交關係目前都做不到，如何成同盟？

何況「同盟」兩字針對性強度高，美日恐怕不希望把和中國關係對峙拉高到這樣的強度。

蘇主席公開呼籲台日要「避免衝突升高後，他國藉機介入、見縫插針，破壞台日長遠利益」，這是進一步把民主對峙和主權爭議混而為一而結成同盟了。

政治、經濟?軍事?乃至意識型態整合一體，雙方陣營進行「總體戰」是二戰和冷戰的結構邏輯，但並不符合後冷戰的邏輯，後冷戰期間美國除了針對北韓伊朗等「流氓國家」仍採總體戰外，基本上已是圍交。

圍交，既有交，也有圍，於是冷戰時的軍事結盟自不免被留了下來，如美日安保，但美台事事協防條約早已終止了幾十年，不過也留下了軍售和軍情交流關係，美國又說兩岸關係是要兩岸自己談的事，幾件事湊合起來，造成了所謂的美台安全伙伴關係是什麼真難界定。在東海事件上美國甚至希望台灣在中日間儘量維持「中立性」，也不管無論釣魚台主權，漁權爭議，台灣都是貨真價實的當事者。

在東海爭議上讓台灣中國形成堅強的同盟關係是北京的渴望，台灣和美國的安全，經濟伙伴關係，和日本的民主，經濟甚至安保指針衍生的安全伙伴關係，中國沒有一樣不生氣，但也瞭解那全是既有的現實，要改變現狀加以推翻不是一蹴可幾，逼得過火反而會適得其反，於是既然在台日間還存在釣魚台主權，漁權爭議而對立，那麼台灣在中日對峙中採取「中間偏中」便是中國當前對台灣容忍的底線，而蘇主席如果往台日同盟方向進一步走下去，北京便認定等於蘇宣布要和北京交往的政策已經決定打包了。

至於日本，在突然民族主義高漲的大勢衝擊下，長期親中的左翼民主黨人士，這次都大有肯定蘇貞昌的，並不是像2月8日新華網署名文章說的只和「與日本右翼相互唱和」了；但日本肯定蘇的立場是一回事，要進一步把台日關係從既有的「伙伴關係」拉高到正式，甚至只是口頭的「同盟關係」，那又都得從長計議。

美、日、中的態度如此，蘇主席的大架構，可行性便出了問題，但也因為可行性出了問題，所以蘇主席註定不會如這些人擔心的成為「區域穩定的破壞者」，只會落入空轉，甚至在和大格局杆格之下，不只不能使自己的行動空間擴大，反而縮小而已。

因此蘇主席的大架構大有重新斟酌調整的必要：

1、民進黨執政時主張了8年的「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雖和鄧小平、馬總統雷同但看來蘇主席仍不因此就放棄，這OK。

2、但要把持我主權和馬總統主張的差別分際；

3、馬總統似乎已被看破的，雖在口頭上否認但行動上又和北京配合的作法不必採取；

4、至於和日本成民主伙伴，共同堅持民主價值不必避諱，只要不要為了對內宣傳之用而高唱民主同盟就好─北京仍會十分不悅，但台灣站穩並標榜民主立場，到底對中國的民主化只有正面沒有負面，對中國是好事；

5、東亞舞台當前固然張力十足，但當大國都只能僵在那邊時，小國如我更應仔細拿捏分寸，尤其要警覺歷史的經驗是民族主義的對峙往往非常凶險，我們小國再怎樣無力扭轉乾坤也不應再火上加油；

6、固然不應好大喜功，但也不必妄自匪薄。無論是美國對台灣中立性；日本對台灣靠過去但避免正式結盟；北京對台灣希望結盟但容忍一定的中立性等等，雖然都是義理扭曲的期待，也大幅限縮了台灣的行動空間，但事實上也表示他們發現到了地緣上台灣事實存在牽動權力平衡的潛在能量，台灣應當珍惜自己這維持東亞和平的緩衝作用的價值。

最後，考量這些複雜而微妙的關係後，我們將發現國、民兩黨雖受到信念、歷史和現實等國內條件的制約，「東海策略」註定不可能完全一樣，但也將發現在外面國際條件的限制下，「存小異求大同」是必要的，是對台灣和藍綠都最有利的。於是，「大架構」到底是什麼？和日本的民主伙伴關係，和北京交往的增進，諸多價值和政策的尺寸要怎樣拿捏，都宜在這樣的原則下重新仔細釐定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