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諾登否認將NSA機密文件帶至俄羅斯

華盛頓—本月，前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簡稱NSA）承包商僱員愛德華·J·史諾登(Edward J. Snowden)在一次內容廣泛的採訪中說，他今年6月逃到俄羅斯時並沒有攜帶任何NSA的機密文件，並保證俄羅斯情報官員無法獲得這些材料。

紐約時報中文網報導，史諾登稱，飛往莫斯科之前，他已把自己獲得的機密文件全部交給了在香港遇到的記者，自己沒有留下任何拷貝。他說，他之所以沒把這些文件帶到俄羅斯，是「因為這樣做不符合公眾利益」。

他還說，「親身攜帶這些材料的拷貝，有什麼特殊的好處嗎？」

他還堅稱自己有能力不讓中國間諜獲得這些文件，因為他對中國的諜報能力很了解。他說，作為NSA承包商僱員，他曾以中國的活動為行動目標，還曾教授關於中國網絡反間諜活動的課程。

他說，「俄羅斯和中國獲得任何文件的可能性為零。」

美國情報官員曾表示，非常擔心這些文件落入外國情報部門之手，但史諾登說，他相信NSA知道，他並沒有與俄羅斯或中國合作。他說，他公開表示自己不再攜有任何NSA文件，正是為了解釋，他為何確信俄羅斯無法獲得這些材料。他說，此前他之所以不願意透露這個訊息，是因為擔心相關記者會受到更嚴格的審查。

上周，在一次持續數天的深度採訪中，史諾登對美國官員和其他批評者對他的指控作了詳細回應，提供了一些新的情況，有助於人們了解他為何對NSA感到失望，為何決定披露這些文件。他還談論了文件泄露所引起的關於監視的全球爭論。此次採訪通過加密的網絡交流進行。

隱私維護倡導人士對30歲的史諾登表示讚揚，政府官員則稱他是叛國者，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害；因為向媒體泄露NSA文件，他還面臨《反間諜法》(Espionage Act)項下的指控。他在採訪中說，他認為自己只是一名揭秘者，之所以揭露NSA監視網的相關信息及其大量採集通訊數據（其中包括美國人的通訊數據）的做法，只是出於美國的最大利益。

他還說，對情報工作範圍的公眾討論十分必要，而他引發了這種討論，因此對美國國家安全做出了貢獻。「這些項目若是秘密持續，危險比遭到曝光大得多，」史諾登說。他還表示，與任何具體的監視行動相比，他更擔心的是美國人對NSA監視範圍的無知。

「只要能獲得民眾的廣泛支持，即便是最具攻擊性的不道德項目也可以說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因為人們知道它、支持它。」他說。「但是，秘密實施的項目沒有受到公眾監督，所以不具有這種合法性，這就是個問題。這種做法還意味?『暗中控制』的標準化，而這樣是很危險的，因為公眾對能造成巨大公共影響的決定毫不知情。」

史諾登說，他在香港期間從未想過叛國，在俄羅斯時也是如此。俄羅斯將為他提供為期一年的庇護。他說他可以確保中國間諜無法獲得相關材料，NSA也知道他做到了這一點。他說，他在情報部門工作時的最後一個目標就是中國，並且補充說，在NSA對中國採取的行動中，他曾經「有權接觸每個目標、每個活躍行動。所有行動。」

「如果這一點沒有保障的話，」他還說，「NSA就會無數次地拍?桌子譴責泄密事件造成的損害。然而，NSA並沒有拿出任何證據來說明泄密事件造成的損害。除了一些匿名前官員所說的『我們認為』、『或許』、『必須假定』之外，他們什麼也沒說。他們沒說『中國將會潛伏起來』，也沒說『中國軍方把我們關在了門外』。」

周四，NSA的一名女發言人沒有回應對史諾登的聲明置評的請求。

史諾登說，泄露NSA文件的決定並非一時興起，最晚是在中情局(CIA)日內瓦站做技術員的時候，他已經產生了這種想法。史諾登說，在那裡的經歷增加了他對情報工作的懷疑，同時也使他確信，通過控制鏈來工作只會帶來懲罰。

他駁斥了《紐約時報》上周的報道，該報道披露，他在日內瓦工作時，上司在他的人事評估報告里放入了一段負面評語，原因是懷疑他試圖竊取無權接觸的機密文件。（後來，CIA否認了他受到斥責是由於這個原因。）史諾登說，那段評語是一名高級經理放入他的檔案的，為的是對他進行懲罰，因為他試圖警告CIA，電腦易於受到攻擊。

史諾登說，2008年和2009年，他在日內瓦擔任電信信息系統員，負責從信息技術、電腦網絡到維護供暖和空調系統的所有事務。他開始奮力爭取升職，但卻捲入了一起被他稱為「雞毛蒜皮的電子郵件口角」的事件，他在事件里質疑了一名高級經理的判斷。

史諾登說，幾個月之後，寫年度自評的時候，他發現了CIA的人事網絡申請軟件的缺陷，這些缺陷將使申請資料易於受到黑客攻擊。他說，他向上司提出了警示，他的上司卻建議他放下這件事，不要搗亂。他說，技術團隊也把他晾在一邊，但他的上司最終批准他測試系統，以證明系統確有缺陷。

史諾登說，他遵命進行了測試，方法是以「一種非惡意的方式」給他那份顯示系統存在隱患的評估文件添加了一些編碼和文本。史諾登說，他的直接上司簽署了測試結果，通過系統把它發了出去，級別更高的一名上司卻大發雷霆，並且在史諾登的人事檔案里加入了批評性的評語，這名上司恰巧是史諾登早些時候質疑過的那個人。

史諾登說，他曾考慮向CIA的監察長投訴此事，因為他覺得這是報復。他還說，他想不起自己是真的提出了投訴，還是說一名上司勸服他放棄了投訴。CIA的發言人拒絕就史諾登對這一事件的陳述及他是否提出過投訴發表評論。

不過，史諾登說，這個事件讓他確信，試圖通過體制解決問題只會招來懲罰。他說，他聽說過一些人因為揭露情況而受到報復的事情，其中包括托馬斯·A·德雷克(Thomas A. Drake)，後者因為向《巴爾的摩太陽報》(The Baltimore Sun)披露NSA在分包中濫用公款而受到迫害。（上周，德雷克在莫斯科會見了史諾登，給他頒發了一個獎項，以表彰他的行為。）史諾登還知道，有一些NSA僱員曾因在一封連環往來的電子郵件中讓一名高級經理受窘而捲入麻煩，郵件里包含?這麼一句話，「這裡是PLA還是NSA？」PLA指的是中國軍隊。

史諾登補充說，情報機構內部「有許多異議人士，其中有些人甚至相當容易被看出來。」不過他說，人們被「恐懼和虛偽的愛國主義表象」約束住了，他把這種狀態形容為「對權力的順從」。

史諾登說，他相信，如果他試圖以內部人士的身份質疑NSA的監控行動，他的努力「肯定會遭到永久性的掩蓋」，而他自己也「早就身敗名裂，早就完蛋了。」他說「這個體制不管用」，還說「你必須向不當行為的最大責任人報告不當行為」。

史諾登說，他之所以最終決定採取行動，是因為他發現了監察長在2009年提交的一份機密文件，文件闡述了NSA在布殊(Bush)政府期間未經授權展開的監聽項目。他說，他是通過「髒字眼搜索」找到這份文件的，按他的描述，這種搜索是系統管理員檢查電腦系統，搜索不當內容的一種方式，目的是刪除這些內容，清潔系統。

他是這麼說這份報告的，「它的機密等級太高了，不應該放在現有位置」。他打開文件，只是想確認它不屬於現有位置。他說，看到它披露的信息後，「好奇心就佔了上風」。

他還說，他讀了這個繞過現有監管法律的計劃，之後得出結論，該計劃是非法的。他說，「如果級別最高的政府官員都能違法，不必擔心受到懲罰，甚至不必擔心任何後果，那麼秘密機構就會變得無比危險。」

他不願透露自己閱讀前述報告的確切時間，也不願討論他為泄密而收集NSA文件的後續行動發生的時間。不過他說，讀到這份報告的事情促使他用行動實踐自己的決定。他說，「讀到這樣的東西，你不可能意識不到，它對我們擁有的所有這些體制意味?什麼。」

史諾登說，他披露NSA相關信息的決定帶來的影響大於他的預期。他還說，他沒有干涉得到文件的記者都寫了什麼。他說，他把文件交給他們，是因為他想讓「公布文件的決定遠離」自我偏見的影響，還因為「技術解決方案已經就位，可以確保記者的工作不受干擾。」

史諾登拒絕提供自己在莫斯科的生活條件細節，只是說他沒有受到俄羅斯政府的控制，可以自由地四處走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