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府是建立兩岸軍事互信的捷徑

北京發表國防白皮書，表示統一前兩岸之間仍可以談論軍事問題。但是，臺灣並非正常國家，臺灣的軍事事務最高決策權在華府，不在臺北，要討論兩岸軍事互信，北京應該直接與華府談。



無巧不成書，設在美國維吉尼亞大學的智庫米勒公共事務中心提出，應該用更為緩和的方式考量中國政策，不宜還將中國當成冷戰時期的共產黨對待。其中，兩岸關係頗占分量，進而便包括對台軍售問題的再思考。



軍事互信與“一個中國”的矛盾



若北京因為已經表明軍事互信的前提是一個中國原則，且認為與華府談兩岸之間的互信有違一個中國原則，則軍事互信毫無可能。



同理，若華府認為兩岸達成軍事互信有害於臺灣的戰略地位，使臺灣失去其作為圍堵中國的彈性腳色，自然必須阻撓臺灣參與軍事互信的推動。事實上，臺灣各界相信華府或有此一設想者眾多，因而對於兩岸達成軍事互信的興趣淡薄。



臺北各界對北京國防白皮書有關兩岸互信的回應，基本上就是揣摩華府上意後的回應，包括陸委會要求北京先撤軍事部署，反對黨要求北京先撤導彈，或有《蘋果日報》社論提醒要先避免華府誤認為兩岸軍事互信與兩岸統一有關。



然而，北京過去本是回避談論軍事互信的，總是主張先確認一個中國原則。軍事互信最早乃是臺北所提出，且與華府策士早年提出的中程協定內容不謀而合，當然臺北與華府的動機顯然不相同。



過去在推動兩岸軍事互信時，華府所在意的是，如何在李登輝與陳水扁的台獨政策下維持兩岸穩定。而臺北在意的則是，如何藉由軍事互信機制鞏固海峽中線，化解一個中國的立場。



由於北京的軍事部署與導彈都不是針對臺灣而已，更是針對外國干預，故上述來自臺北這些要求北京片面撤除或表態拒統的反應，都不是從臺灣民間避戰的需要出發，而是考量臺灣在美國圍堵中國的棋盤上如何扮演好角色。



在北京的立場�堙A隨著中國崛起所帶來的中國威脅論，已經到了必須處理的地步。單純複頌不稱霸，難以服眾。如何建立讓各國放心的機制，日益成為急迫的課題。而與華府折沖最主要的熱點，就是朝鮮與臺灣。



現在的北京，除了消極表達只要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這些都可以談，更積極提出軍事互信。而臺北的立場則幡然轉向，寧可沒有軍事互信機制，也不可接受一中原則，這是出於國民黨在臺灣政壇缺乏自信，故必須不斷表演反統的政治需要。



臺北拒統　美停軍售　三方解套



所以，如何在一個中國原則沒有回轉空間的情況下談互信，只能是在北京與華府之間發酵，不能是兩岸之間的問題。臺北朝野已將大陸政策卡死，毫無迴旋空間，故唯華府是聽。臺北既無從事談判的主體性，兩岸間構不成談判的有效兩造。



適逢前太平洋美軍司令普理赫（Joseph Prueher）在米勒中心建議華府，應該重新考慮對台軍售問題，以交換北京撤除導彈，進而爭取確保北京以和平方式處理兩岸問題，似與中共白皮書有遙相呼應之勢。



試想，如果華府在美國自己的一個中國政策下，能夠與北京達成協議，則臺北繼續拒絕一個中國原則，就不構成兩岸軍事互信的障礙，反而還成為華府可以放心與北京交換條件的基礎。



亦即因為臺北反正會持續抗拒統一，則華府即使停止對台軍售，也不擔心臺北變節。但既然免除臺灣繼續充當美軍的橋頭堡，足可交換北京移走沿海導彈，因為外國干預已非立即。如此形同軍事互信後，臺北也不再面臨推動統一的軍事壓力。



其結果，反統、一個中國與軍事互信，成為三合一，三方所擔心的事，包括台獨、統一與戰爭，都沒有發生。國民黨的不統、不獨、不武，從不穩定的政策立場，鞏固成為超越政策的穩定結構。



北京應邀請普理赫往訪



不過，普理赫的建議諒非華府官方既定政策，而臺北自不可能自行採取積極行動勸服華府與北京談論軍事互信，因為此舉在臺灣政壇形同政治自殺。可見，軍事互信的推動，必須由北京主動向華府提出才有可能。



矛盾的是，早年臺北提出軍事互信的動機是要反統，現在倒過來，華府若是願意推動軍事互信，其基礎則必須是臺北持續反統。如此一來，臺北僵化的大陸政策反而成為活水源頭。但如果華府對於臺北的反統不確定，就不會積極將事。



倘若化除中國威脅論並促進和平與發展是硬道理，而統一不是當下最急切的任務，應等待水到渠成，則北京繞過臺北，在華府自己的所謂一個中國政策下，邀請普理赫往訪，此其時矣！



【聯合早報網 / 石之瑜】作者是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