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重返亞洲：兩岸的挑戰與對策

中央民族大學博士生肖斌、中央民族大學副校長青覺教授在《中國評論》月刊二月號發表專文《美國重返亞洲對兩岸關係的挑戰與對策》。作者指出，美國重返亞洲是其政策回歸的產物，其實質是試圖繼續維護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主導權”。2008年以來，兩岸關係“回暖”，美國表示“樂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但同時，美國又在短短兩年內兩次對台軍售。台灣是美國制衡中國大陸的一顆重要戰略“棋子”，在美國重返亞洲背景下，兩岸關係可能迎來新的挑戰。

美國重返亞洲的動機與策略

美國從未離開過亞洲，就美國全球軍事部署而言，亞洲一直佔有重要地位，東亞存在美國重要的戰略盟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存在一種“戰略焦慮症”。隨著亞洲新興大國的不斷崛起，美國一直存在被“逐出亞洲”的憂慮。因此，從整體上看，美國重返亞洲是試圖繼續維護其在亞太地區的戰略“主導權”。

（一）美國重返亞洲的動機

美國亞洲研究所將美國重返亞洲概括為五大原因：一是亞洲經濟強勁復甦；二是中國崛起，亞洲格局改變；三是亞洲地區組織得到發展；四是亞洲存在諸多傳統安全挑戰；五是非傳統安全威脅。這是自“9.11”事件以來美國重新將傳統安全挑戰置於非傳統安全威脅之前，因此，重返亞洲可以看作是美國傳統安全戰略的回歸。美國認為目前最大的中長期國際戰略壓力來自亞太地區的“崛起中大國”，而隨著東亞的力量變更，東亞地區秩序的不穩定性可能對美國造成長期的戰略壓力。因此，如何防範“對手大國”的崛起自然成了美國戰略關注的重心。由於中國的崛起在亞太最為突出，自然成為其防範的首要目標。

美國重返亞洲，注重大國協調，試圖發展“多夥伴”關係。它在鞏固地區內日本、韓國等傳統盟友關係同時，主動與新興大國開展雙邊和多邊對話合作，如提升美中關係、深化美印關係；改變布什時期消極觀望態度，強化與東盟的關係；並且發揮“巧實力”，對朝鮮和緬甸推行接觸政策。表面上看，美國是在權衡各方利益的基礎上，試圖達到亞洲發展機遇“共享”的目的。而其深層用意則是在亞洲多邊均勢的作用下，創建由美國主導的地區安全機制，確保在亞洲大陸不要出現一個挑戰或與美國對抗的區域性組織或國家。而其重中之重就是消減中國在地區內的影響力。這一切表明，美國重返亞洲的主要意圖，其實是在鞏固同盟關係的基礎上，拉攏中國周邊國家，從戰略上實現對中國的牽制，從而繼續維護其在亞洲的既得利益。

（二）美國重返亞洲的策略

美國對外戰略的變化與其總體實力變化密切相關，它往往在動機與能力上達成一種妥協。歐巴馬政府提出的“巧實力”理念為美國重返亞太提供了一種務實的戰略選擇。“巧實力”一詞最早是由蘇珊尼.諾瑟於2004年在《巧實力》一文中提出的。“巧實力”強調綜合運用“軟實力”與“硬實力”，巧妙地利用一切國際資源和力量來實現美國的戰略目標，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約瑟夫.奈也認為，要將美國的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等“硬實力”與社會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等“軟實力”巧妙結合起來形成“巧實力”。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詮釋美國的“巧實力”外交時認為，要靈巧地運用美國所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如外交、經濟、軍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手段，恢復美國的全球領導力。受金融危機和全球戰線過長的影響，美國重返亞洲在策略上必須有所取捨。美國的做法是基於地區制衡的前提下，交替使用離岸平衡戰略與選擇性介入戰略，以保持戰略的靈活性和綜合性。東亞作為美國重返亞洲的重點，美國將在適度超脫的情況下繼續介入，試圖通過低成本運作的方式，借助於地區危機和爭端，使東亞處於一種“次冷戰”狀態，從而坐收漁翁之利，保持美國的特殊影響力和制衡能力。這一切都體現了美國“巧實力”的理念。

歐巴馬政府的對華戰略一直試圖超越，但最終還是延續了“接觸加遏制”的基調。對於遏制中國戰略，美國將採取借力打力、製造矛盾的方式，避免介入成本和風險的增加。美國將會在適度緊張與適度緩和之間搖擺，以把握介入的“火候”。一方面，美國會煽動其盟國或准盟國與中國保持適度緊張的關係，比如利用鄰國與中國存在的領土和領海紛爭、或利用台灣問題製造有利於美國的地區力量制約和平衡，同時防止或干擾東亞國家或地區與中國關係過於緊密。另一方面，當這些國家或地區與中國的危機有可能越過美國承受的紅線而面臨戰爭風險時，美國將會實施緩和式介入，以減少出現衝突危機或局部戰爭的風險。美國重返亞洲是一個綜合戰略，在遏制中國的策略上，美國出的是“組合拳”，在“出拳”的時間、次序、方式、量度上會有一個綜合考慮。從目前亞太局勢上看，從東北亞到日本海，穿越台灣海峽到南中國海，再到中國的西南、西北邊境，圍繞著中國麻煩不斷、“寒氣襲人”，唯獨台灣海峽回歸了一股“暖流”。但這不意味著美國不會在台灣問題上使“詐”，台灣問題作為中國最敏感的核心利益，美國在出“台灣牌”時往往會謹慎地把握時機。

美國兩岸政策的傳統與演變

（一）美國是台灣問題形成的重要因素

眾所周知，自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入侵台灣海峽後，台灣問題一直是影響中美關係發展的重要問題。正如鄧小平所定位的，台灣問題是中美兩國關係中的“中心問題”、“關鍵問題”、“焦點問題”、“最重要的問題”、“主要阻礙”和“爆發性的問題”。台灣是美國的一顆重要的戰略“棋子”，它對美國具有很高的戰略價值。正如布熱津斯基所言，美國不能放棄台灣“那不是為了一個分離的台灣，而是為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利益”。縱觀美國六十多年的兩岸政策雖多有調整，但其共性是：服務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及戰略需要的出發點沒變；要求兩岸雙方和平解決分歧的強硬態度沒變；以台制華，利用台灣牽制中國發展的策略沒變。雖然從總體趨勢上看，美國對台政策變化有朝著有利於中國大陸方向發展的機會與可能，但警惕其負面影響的準備也必須時刻保持。

（二）“雙軌政策”是美國兩岸政策的戰略選擇

所謂“雙軌政策”，即美國一方面聲稱遵守中美兩國達成的《三個聯合公報》，與中國保持國家關係；另一方面又以其國內立法《與台灣關係法》為依據，將台灣當作“政治實體”，保持與其所謂的“非官方關係”；“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使美國保持抵禦會危及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的任何訴諸武力的行為或其他強制形式的能力”。美國在兩岸玩弄“雙軌政策”，既發展與中國大陸的戰略關係，又兼顧在台灣的戰略利益，在兩岸尋求“平衡點”，是企圖使兩岸維持“不統”、“不武”、“不戰”、“不和”的分離現狀。如此，美國既可以作為兩岸“仲裁者”的身份雙向得利，又可以通過延緩中國統一進程牽制中國崛起，從而繼續維護其在該地區的戰略“主導權”和利益最大化。

（三）美國制定兩岸政策的邏輯動因

美國任何一個階段的兩岸政策，都是“美國—中國大陸—台灣”三邊力量博弈的妥協結果。學者牛新春認為，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戰略定位、對台灣的意識形態認同、台海局勢等三大因素是左右美對台政策的基礎性的、戰略性的決定因素。這說明美國從戰略利益、價值判斷、控制能力等三個方面來規制其對台政策。學者林岡認為，美國對中國和平統一的接受度，與中美兩國戰略合作的需要，存在正相關性。這也說明，美國對台政策取向其實取決於中美兩國戰略合作需要。結合以上兩位學者的觀點，筆者認為美國在制定兩岸政策時，應該綜合權衡以下四個因素：一是中美戰略合作程度的高與低；二是中國實力的強與弱；三是台海局勢可控度的大與小；四是意識形態的同與異。

1、中美戰略合作因素。如果中美兩國戰略合作的領域越廣、層次越高、相關度最大，美國就越可能在兩岸政策取向上考慮到中方的核心利益。比如，70年代美國處於“冷戰”守勢的時候，為借助中國的力量抗衡蘇聯，美國不得不在對台政策上作了有史以來最大的調整。反之，如果國際形勢有利於美國，中美兩國合作空間變小的情況下，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則往往不太會顧及中國的核心利益，而表現得我行我素。比如，在“後冷戰”初期，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對中國的“冷遇”。

2、中國實力因素。伴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在應對國際形勢變化的戰略調整與佈局時，始終無法回避中國力量因素的存在。無論是“戰略夥伴”，或“戰略競爭對手”，或“利益攸關方”，或“戰略再保障”，對中國實力的權衡是美國所必須關注的。而就美國的兩岸政策而言，中國對美國的反制手段越多、力量越大，就越可能促使美國在兩岸政策上對中國做出相應的妥協。比如，就目前的實力來講，中國還無法完全杜絕美國對台軍售，但中國的“多重”反制手段卻有可能使美台軍售在品質和數量上做出妥協。

3、台海局勢因素。美國在“調停”兩岸關係時有其策略上的限度。美國對兩岸關係發展及台灣問題的最終解決以和平為最高原則，其實質是竭力維持兩岸“不統、不獨、不武”的現狀。美國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台海現狀的行為。也就是說，美國試圖始終掌控兩岸關係的走向和熱度，兩岸關係過“冷”或者過“熱”都不是其所“樂見”的。比如，陳水扁後期的“台獨”傾向試圖挑戰美國的對台政策底線的時候，美國即向陳水扁當局當頭一棒，警示其不可“越位”；而當近3年來兩岸關係峰迴路轉，越走越近的時候，美國又難免“醋意”頻發，因而通過兩次對台軍售以“降溫”兩岸關係。

4、意識形態因素。從意識形態判斷上看，美國認為台灣是亞太地區推行“美式民主”的“樣板”，是世界民主陣營的“重要力量”，是美國“普世價值”的“同類”。而在美國的眼中，中國大陸始終是意識形態的“另類”，中國大陸的崛起也是在“威權體制”下的“另類現代化”。美國對中國和平演變的努力一直不曾放棄，而台灣卻是催生大陸民主的“燈塔”。意識形態判斷雖然是美國制定兩岸政策的一個柔性因素，但在某些特定的國際形勢下，也很容易造成“意識形態化”的“發酵”。比如，在東歐巨變、蘇聯解體時期。況且，在美國國內的政治生態下，“府院之爭”也很容易造成美國政府在意識形態上的妥協。

美國重返亞洲對兩岸關係的挑戰

美國的對台戰略，是其重返亞洲戰略的重要一環。我們務必冷靜地看到，伴隨著對中國崛起的忌憚，美國在“後危機”時代進一步強化對中國遏制的可能性存在；出於對兩岸關係“過熱、過快”發展衝擊其傳統影響力的忌憚，美國意圖對兩岸和平發展實施“冷處理”；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是島內各方政治勢力變幻莫測的分合、妥協、重組，“台獨”政黨重新上台的可能性存在；美國總統大選即將登場，深陷金融危機背景下的“驢象之爭”，新保守主義回歸的可能性存在。所有這些因素，都可能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造成現實的挑戰。

（一）政治上的挑戰。當前，雖然兩岸關係取得了階段性的改善，但這種改善是建立在政治互信薄弱的基礎上。受台灣政黨政治生態影響，島內每一次領導人選舉都有可能為影響兩岸關係的關鍵變數。台灣“大選”，美國雖然表示不選邊站，但藍綠陣營競爭的膠著狀態估計也是美國所難於干預的。在島內政治勢力風雲際合的情況下，國民黨、民進黨任何一方執政的可能性都存在。假如是民進黨重新執政，可能將給兩岸關係帶來很大的挑戰。民進黨至今未放棄“台獨”綱領，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競選口號的基本邏輯是否認“九二共識”。學者郭震遠認為，蔡英文提出的“和而不同，和而求同”其實質是“退一步，進兩步”的“和平台獨”。而蔡英文所謂的“台灣共識”，真正意圖是否認“中華民國”及“中華民國憲法”，只不過是“台獨”理論的新版本。蔡英文在日本訪問期強調，“美日安保條約”是本地區穩定的基石，試圖配合美日制約中國大陸。眾所周知，“台獨”分子妄想“台獨”的“精神勝利邏輯”：一是寄希望於中國大陸的崩潰；二是寄希望於美日的干預。在前幾次台海危機中，“台獨”分子鋌而走險，要麼是出於對美國制衡中國戰略的配合，要麼是出於對美國的戰略誤判。因此，在美國重返亞洲背景下，假如民進黨重新執政，很有可能做出新的戰略誤判，甚至倚重美國國內的新干涉主義勢力，對目前良性發展的兩岸關係製造新的麻煩。

而國民黨如繼續執政，兩岸和平發展的基本態勢雖然可能繼續保持，但難度可能會加大。一方面，本次“大選”可能會改變台灣島內的“府院格局”，民進黨會利用“民主程序”，通過激烈的“立法院”鬥爭與制衡為兩岸關係的進一步改善設置“合法”障礙。另一方面，雖然美國對兩岸關係的緩和基本上將持“樂觀其成”態度，但它支持兩岸關係改善的底線是兩岸關係的發展，不能以妨害美台關係為代價，不能超出美國的掌控範圍，兩岸政治對話不會迫使台灣走向統一的不歸路y。因此，當兩岸關係發展進入“深水區”，進行政治或軍事互信方面的協商與談判時，美國將會對兩岸關係進一步發展做出新的評估，可能會對台灣當局做出相關的政治施壓或干擾，或通過暗中支持民進黨進行“合法鬥爭”來達到其維持現狀之目的。

（二）經濟上的挑戰。雖然ECFA是兩岸經濟發展的大勢所趨，但畢竟還只是一個開端，未來還將面臨諸多挑戰。就目前而言，有兩個問題顯得尤為突出。一是如何將ECFA進一步深化的問題；二是如何處理好台灣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的問題。就ECFA議題而言，民進黨一直存有異議，當初甚至試圖以“公投”來阻撓ECFA的簽訂。可以預見的是，未來兩岸在深化ECFA合作的議程上，無論民進黨上台與否，都會繼續製造麻煩，或企圖政經分離，或阻撓合作進一步深化。就FTA議題而言，一直都是兩岸面臨的一個難題。台灣以何種名義與其他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雖是經濟領域的問題，但卻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問題，因為它涉及到主權國家的問題，涉及到“一個中國”原則的問題。陳水扁執政時期，一度將FTA泛政治化，企圖繞過中國大陸對外簽訂FTA，借拓展國際經濟空間之名，達到拓展國際政治空間之目的。蔡英文所謂的“從世界走向中國”，從經濟領域而言，同樣是要繞過中國大陸對外簽訂FTA，以避免ECFA時代中國大陸的“磁石效應”。在兩岸簽訂ECFA協定之後，大陸對台灣FTA議題的態度是“合情合理對待，務實妥善處理”。但是，當國民黨與民進黨在“九二共識”問題上無法取得共識的情況下，FTA議題始終是兩岸矛盾的膠著點。兩岸在經濟問題上的矛盾為美國制衡中國找到了“巧實力”的施展點。美國一直通過掌握執行“一個中國”政策的節奏及側重點，從維持中美關係與提升美台“實質關係”的模糊區間中尋求兩面平衡，以實現雙重獲益。對於以FTA為代表的台灣拓展“國際空間”的議題，美國可能會巧妙地利用“國際規則”，在台灣的“國際空間”與“一個中國”問題上玩弄“擦邊球”，以挑撥兩岸的“敏感神經”，擾亂兩岸深化經貿合作的進程。美國還可能在美日台經貿合作上大做文章，試圖使台灣融入美日經濟體系，以牽制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

（三）美台軍售的挑戰。維持兩岸軍事動態平衡是美國的一貫政策。在台海和平現狀不足於引起美國直接軍事介入的情況下，對台軍售是美國“以台制華”或“以台遏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2010年1月以來，美國兩次對台軍售，其頻率之高、數額之大，前所未有。分析這兩次軍售時間，第一次發生在美國總統歐巴馬訪華兩個月以後，第二次發生在美國副總統拜登訪華求中國助其渡過國債危機的一個月之後。這一方面說明，美國在對華關係上的“政經分離”的現實；另一方面也說明，美國對台軍售越來越常態化、越來越我行我素。分析這兩次對台軍售的深層原因：第一，它表明了美國對兩岸關係越走越近的擔憂，企圖通過對台軍售給兩岸關係“降溫”；第二，它是對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一個戰略配合或戰略回應，表明美國作為“仲裁者”在台海地區的繼續存在。未來幾年，只要國際形勢有利於美國，在時機適當的時候，美國可能還將再次對台軍售。比如，在美國一任總統卸任前的“間隙期”，甚至還可能會有突破性的軍售。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今天，美國不斷加大對台軍售，以及台灣不斷推動對美軍購，不僅說明了美國“希望兩岸關係改善”的虛假性，也說明了兩岸關係改善的表面性及兩岸互信基礎的脆弱性。

（四）意識形態的挑戰。台灣問題是美國向中國施加

意識形態影響的一張不可多得的好牌，對美國具有重要的政治價值及政治利益。在台灣，美國文化霸權下推廣的“民主自由”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國民黨慣用“自由、民主、均富統一中國”來抗拒中國大陸的“一國兩制統一中國”；民進黨更是強調兩岸政治制度、價值觀念完全不同，以一種“抗拒威權”的心態煽動民眾拒絕統一。美國一旦有機會，便會利用在台灣問題上建構的意識形態“軟實力”，配合其“硬實力”向中國大陸施壓。假如國民黨繼續執政，未來四年兩岸協商談判很可能從經貿議題向政治議題過渡，談判進程很有可能觸及美國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底線，而這並不是美國真正所樂見。因此，美國可能會憑藉其對台灣藍綠政界的影響，利用意識形態“杠杆”，破壞兩岸政治協商的進程，通過附加政治改革等條件，使中國大陸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以達到繼續維持兩岸現狀的目的。美國同樣會利用兩岸文化交流的機會，通過台灣這個“民主燈塔”加大對大陸的“和平演變”。

美國重返亞洲背景下兩岸關係“突圍”的思考

在美國重返亞洲的背景下，兩岸關係雖然面臨新的挑戰，但伴隨著中國的崛起以及世界多極化發展，美國在台灣問題上的影響力呈下降之勢也是客觀事實。一方面，隨著中國國力的增長和國際影響力的加大，中國大陸對兩岸關係基本格局和發展方向的主控能力明顯；另一方面，隨著中美共同合作利益增多、相互依賴加深，在一定程度上對美國插手台灣問題形成自然約束。同時，兩岸關係日益密切和深化，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壓縮了美國插手台灣問題的空間。所有這些因素，都為兩岸共同克服美國重返亞洲帶來的挑戰創造了條件。

（一）兩岸共促和平發展的努力是抵制美國干涉台灣問題的關鍵內因

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在於事物的內部而不是在於事物的外部。就台灣問題而言，美國因素再重要，也只是外因。台灣問題根本解決的出路取決於兩岸領導人的政治智慧，取決於中國大陸通過政治進步、經濟發展、軍事強大、社會文明所顯示的綜合實力的程度，取決於兩岸同胞的團結和信心。

第一，要抓住當前重要的戰略機遇期，增強中國大陸的綜合實力。受世界金融危機的衝擊，國際經濟、政治秩序面臨著新的整合與重組，國家力量的此消彼長，對中國來說既是挑戰更是機遇。機遇稍縱即逝，中國能否緊跟“後危機”時代的世界節奏，關鍵要看中國能否把握機遇，發展自己的綜合實力。中國的和平崛起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既要“韜光養晦”，更要“有所作為”。所謂“韜光養晦，有所作為”，就是要耐得住寂寞，頂得住壓力，沉得住氣，不貪圖虛名，不被動“起舞”，而要立足於真實實力的提升。美國重返亞洲的重要原因是為了牽制中國，但中國綜合實力的提升卻是對美國最好的反制。

第二，要維持兩岸和平發展的局面。兩岸最終的和平統一是一場“持久戰”，當前還處於一個較為漫長的“戰略相持階段”，這一階段的首要任務就是盡最大努力促進兩岸持續的和平發展。在和平發展階段，兩岸有三個任務要完成：一是兩岸以經貿為主的利益關係的建立，使兩岸在經濟關係上逐漸融成一體；二是兩岸文教交流為主的認同關係的建立，使兩岸在社會關係上差異縮小；三是以政治為主的價值關係的建立，為兩岸的政治融合清除障礙。在ECFA簽訂之後，兩岸關係下一階段應該以文教交流為主，促進兩岸文教交流框架協定的簽訂，在提高中華文化軟實力的基礎上，爭取重構兩岸共同的“中國認同”，消除“分裂”的社會土壤，為兩岸的政治談判奠定基礎，創造條件。當然，兩岸關係發展不可能一帆風順，一定還會面臨很多艱難險阻，這需要兩岸人民同心攜手“闖關”。只要兩岸維護和平發展的決心越大，美國插手台灣問題的難度就越大，最終美國也只能“望海興歎”。

（二）拓展中美戰略合作的利益交集

中美關係是一種“矛盾共同體”。雖然中美兩國存在著結構性矛盾與戰略性衝突，但在國際政治格局逐步走向均衡、多極化日趨明顯、多邊合作日益加強的今天，中美兩國必然要在矛盾中尋求妥協與和解。美國重返亞洲，雖然遏制中國的傾向明顯，但合作共贏仍然是兩國發展的主流。中美兩國互為第二大交易夥伴，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這是中美關係合作發展的經濟基礎；針對任何國家無法獨自解決的全球性問題，中美兩國在經濟危機、反恐合作、反核擴散、氣候變暖等重大國際事務上加強合作的需求也在不斷遞增，將有利於維護地區安全和雙方各自的戰略利益。中美國兩國戰略合作的利益交集越大，美國牽制中國的難度就越大，其插手兩岸問題的壓力就越大，而其在對台政策取向上也就越有可能兼顧中國的核心利益。

（三）理性處理美國對台軍售問題

美國對台軍售是美國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的集中表現，反映了國際社會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也反映出美中之間的實力落差。美台軍售存在複雜的利益糾結，經濟利益只是表象，戰略利益是實質。對於美台軍售問題，我們必須辯證分析。第一，在兩岸實力均衡早已打破的今天，美台軍售的政治象徵意義遠大於其軍事意義，美國只是時時不忘“提醒”崛起的中國，美國這個台海地區“仲裁者”的角色依然存在。第二，伴隨著中國實力的增強，中國維護自身核心利益的能力不斷增強，手段不斷增多，美國在對台軍售上承受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任何軍售結果都是“美國—中國大陸—台灣”三邊力量博弈的妥協。第三，在中國實力沒有強大到足以抗拒美國的遏制時，在兩岸關係沒有發展到深層的軍事互信並共同抵制美國軍售時，美國不可能主動放棄對台軍售。

對於美台軍售問題，我們要在維護國家核心利益與國家尊嚴的原則下，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第一，通過不斷發展壯大自身的實力，從正面抵消美台軍售的負面影響。要讓台灣社會明白，台灣基於抗衡大陸武力進行的“軍備競賽”，對台灣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弊大於利。第二，抓住當前兩岸關係發展的有利時機，努力推進兩岸政治軍事談判議程，儘早終止兩岸“敵對狀態”，達成政治軍事互信，消減兩岸的軍事疑慮，維護兩岸和平，從根源上消除台灣軍購的意圖。第三，強化中美兩國戰略合作，增強中美兩國軍事互信，使美國在中美合作的戰略利益與美台軍售的既得利益之間做出的權衡與抉擇，進而使其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第四，有步驟地反擊美台軍售，善於將經濟優勢轉化為政治優勢，適當出擊美國核心利益區，使美國對台軍售有所顧忌。

（四）保持對“台獨”勢力的壓力

“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是對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對兩岸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胡錦濤總書記一再表明中國大陸的立場：反對“台獨”分裂活動決不妥協。2005年《反分裂國家法》出台，為大陸“以法反獨”奠定了基礎。2008年民進黨下台之後，並未“痛定思痛”反思其“台獨”路線所帶來的惡果，並未擺脫“台獨”綱領的束縛。為角逐2012年台灣地區領導人大選，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用盡華麗辭藻包裝“台獨”思想，無非是借殼上市，將露骨的“顯性台獨”變成了更具欺騙性的“隱性台獨”。民進黨如果重新執政，若再與美國國內新干涉主義勢力“共舞”，則可能會再次對兩岸和平發展帶來新的危害。因此，兩岸必須時刻繃緊反對“台獨”這根弦。第一，要充分發揮《反分裂國家法》的作用，“以法反獨”，時刻保持對“台獨”勢力的“柔性威懾”，使其不可越雷池半步。第二，要利用兩岸擴大交往的有利時機，建立島內外廣泛的“反獨”同盟，鼓勵島內政治力量進行“合法”的政治鬥爭，最大可能促進民進黨“戒獨”轉型，進而分化“分裂”勢力。第三，要善於借助美國力量“防獨”。美國雖然在兩岸問題上動作不斷，但維持兩岸現狀最符合其現階段的利益。因此，在“台獨”勢力可能鋌而走險情況下，美國力量對其會有很大的“規制”作用。第四，無論是“防獨”還是“化獨”，都要寄希望於台灣民眾“國家認同”的重塑，寄希望於兩岸持續的交流與合作。只有隨著兩岸經濟文化交流的深化，台灣民眾對大陸的“抗拒心理”才可能逐漸被融化，被扭曲的認同觀才可能回歸。

（五）強化全球多邊合作實現戰略突圍

要突破美國重返亞洲背景下兩岸問題“困境”，必須著眼於全球戰略格局。正如江澤民所言，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必須“在國際上營造有利的戰略態勢”，即“要著眼於世界戰略格局運籌大國關係”，“要著眼於地緣戰略態勢積極經略周邊”，“使解決台灣問題有一個良好的周邊戰略態勢”。美國重返亞洲“劍指中國”，從整體戰略而言，中國處於被動的戰略防禦態勢，但戰略防禦並不代表消極退卻，我們通過積極的多邊關係、多領域戰略運作，可以造成局部的優勢，為走出美國干預兩岸問題的戰略困境創造條件。

當前，亞洲地區力量對比發生變化，新舊格局面臨重組，這導致了亞洲地緣政治的複雜性，使亞洲存在多種複雜的“三角關係”，如中美日、中美俄、中日韓、中美印、中印巴、中美東盟、中國大陸—美國—台灣等。任何一組三角關係都是既相互推動又相互制約的關係，這也造成亞洲格局的“多元平衡”，無法形成“冷戰”時期的“選邊站”格局。美國重返亞洲遏制中國，既利用了這種“三角關係”，但又受制於這種“三角關係”。雖然美國可以通過製造矛盾掣肘中國，但多種“三角平衡”的存在也使得美國無法形成圍堵中國的“統一戰線”，從而為中國實現戰略突圍創造了條件。在多邊關係存在的同時，還存在多領域的矛盾關係。比如，在同一組雙邊或多邊關係中，存在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或軍事利益相矛盾的現象，這可以造成雙邊或多邊關係內的利益妥協，從而保持這種關係的相對穩定性。

當前，中國要突破美國的遏制，創造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外部環境，首先，要重視多邊戰略關係的發展，通過多邊戰略平衡分解美國的戰略掣肘，比如通過發展中歐、中俄、中日關係來平衡中美關係；其次，要重視多邊關係中多領域的戰略合作，通過尋找共同的多領域利益交集，來分解某一領域的戰略分歧；第三，要重視“軟實力”建設，積極融入國際社會，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贏得國際社會對中國統一事業的支持。要特別重視針對周邊國家的“公共外交”，維護“睦鄰友好形象”，使美國重返亞洲遏制中國無外力可借。

結論

從當前亞太局勢上分析，美國重返亞洲的腳步正在加快，對中國的牽制力度正在加強。台灣問題是美國制衡中國的一張牌。從美國的主觀意圖上看，維持台海現狀，保持適度緊張，最有利於實現對中國的遏制。在美國重返亞洲背景下，兩岸關係將面臨新的挑戰。和平統一是兩岸未來的發展方向，但和平統一是一場“持久戰”，目前尚處於漫長的戰略相持階段。和平統一的前提是重構兩岸人民深層的互信和共同的認同，這需要保持一個較為漫長的兩岸和平發展與交往過程。因此，當前兩岸的首要任務是為持續的和平發展創造一個有利的國際和國內環境。要打破美國重返亞洲對兩岸關係發展的干擾，首先在於兩岸人民攜手促進和平發展的信心與決心，只要兩岸人民攜手“把自己的事件辦好”，美國這個外因發揮負面作用的餘地就會很小。要積極拓展中美兩國的戰略合作，通過尋找中美兩國共同的利益交集點制衡美國插手兩岸問題的企圖。要“有理、有利、有節”地處理美台軍售問題，現階段要通過在綜合實力上的“有所作為”消減美國軍售的負面影響。要防止“台獨”勢力對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誤判，在對“台獨”勢力保持“柔性威懾”基礎上，盡最大可能推動分裂勢力“戒獨”轉型。在目前中國戰略上處於防禦守勢的階段，要繼續推動世界的多極化發展，積極發展多邊合作關係，強化睦鄰友好關係，充分利用國際均勢與矛盾，打破對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圍堵與遏制，為兩岸實現最終的和平統一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中評社】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9/9/8/2/101998214.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1998214&mdate=0227000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