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何時超越美國？

中國能否取代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端視中國是否可將經濟實力轉化為政治實力。

中國何時才可以取代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國？

花最多力氣去想這個問題的（雖然不一定把這個問題想得最透徹），是覺得有燃眉之急，甚至感受到切膚之痛的英美學者和媒體人，以及一批為美國政府和大企業出謀獻策的中國問題專家。

自二零零九年英國《衛報》專欄作家積克斯(Martin Jacques)撰寫的《中國駕世時》(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一紙風行之後，研究這個問題在西方已成顯學；但人言人殊，莫衷一是，至今並無所謂主流意見，更難言共識。

華盛頓專門研究經濟問題的彼得森國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經濟學家森巴萬利仁（Arvind Subramanian）在新書《黯然失色：活在中國經濟主導的陰影之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指出，不出二十年將出現中國主導的世界經濟格局，美國經濟領先地位將被中國超越，在中國經濟光芒下黯然失色。

森巴萬利仁估算，美國經濟將在二零三零年左右被中國迎頭趕上，到時中國的經濟總量約為美國的一點五倍。更重要的是，中國在二十年後的經濟領先地位不單單建立於GDP總量上，而是GDP、貿易量以及國家債務水平的綜合經濟實力。反觀美國，由於債台高築，貧富不均，政治爭拗不休，利益團體權力膨脹，社會流動性匱乏等短期內難以解決的問題，在未來十年內難見有經濟增長的動力。

然而中國能否取代美國，成為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端視中國是否可以將其經濟實力轉化為政治實力。《黯然失色》大量篇幅講述蘇伊士運河控制權怎樣數度易手。英國在國力最盛時，逼令其欠債國埃及將蘇伊士運河控制權拱手相讓。到一九五六年，英國自己也欠債累累，崛起中的大國美國勒令它將駐守的軍隊撤離蘇伊士運河，否則便要面對破產的下場。如果有朝一日，中國學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懂得善用自己放款國的身份，令欠債國屈服，以遂其外交政策目標，則其在全球的領導地位將更為鞏固。

在過去三十年來，中國經濟以平均每年百分之十的增幅增長，但是，如此驚人的增長率不一定可以轉化為無遠弗屆的政治影響力，更遑論政治領導地位。這是專門研究軍事策略的美國歷史學家魯瓦克(Edward Luttwak)的觀點。在《中國崛起與策略邏輯》(The Rise of China vs. the Logic of Strategy)一書，魯瓦克的立論是中國獨大的情況不會出現，因為這有違一個互相猜忌的國際社會的策略邏輯。

魯瓦克認為，中國的崛起與其史無前例的經濟增長，令多國聯手對它圍堵。這樣的情況在歷史中屢見不鮮，例如十九世紀德國在軍事及經濟方面的迅速崛起，令一直互相猜忌、互相競爭的英國和法國結成盟友，對其處處掣肘。

根據魯瓦克的理論，所有崛起中的大國都會被圍堵，它們要建立霸權，必須要把握千載難逢的歷史契機，例如世界大戰。美國就是利用了日本戰敗，以及英法兩國在戰後的衰退，才可以昂首闊步地在太平洋建功立業；而美國沒有遭受其他國家圍堵，因為它不是扮演帝國主義者的角色，而是以恩公和捐獻者姿態出現，為區內國家提供經濟援助。

魯瓦克深信，中國要真正崛起，必須將其野心與實力收藏於密；它與鄰國日本與菲律賓發生領土紛爭，實屬非常不智。他認為，今日的中國跟十九世紀的德國一樣，受制於一種「大國的自我中心主義」(great-state autism)，因此無法理解自己的行為和外交政策對鄰國以至國際社會的影響。換言之，按照這樣的分析，美國大可以放心，因為至少在對外關係方面，中國遲早會自毀長城。在可見的未來，美國還會是全球唯一的超級大國。

中國百年屈辱飽受欺凌

倫敦經濟學院漢學家文安立(Odd Arne Westad)對此有不同看法。他在新書《求變的帝國》(Restless Empire)審視中國過去二百五十年外交史，發現它既是一個關於屈辱與飽受不公平對待的故事(a narrative of humiliation and injustice)，也同時是一個關於自我創造(self-invention)不斷求變以適應新環境的故事。他指出，中國在十九世紀已快馬加鞭興建鐵路、船塢和工廠；至於滿清改革失敗，不是因為改革來得「太遲和不夠徹底」(too little too late)，而是因為它運氣太差，遇上飢荒、旱災、社會動亂和列強入侵。

【亞洲週刊/林沛理】

林沛理，牛津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香港藝術發展局委員及藝術評論小組主席。著有《英文玩家》、《玩起中文》及《反語》，最新的一本書是《祝你分手快樂》（快樂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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