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秩序重組 台灣當重新融入東亞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國際貨幣基金（ＩＭＦ）新任總裁拉加德，為了履行讓新興經濟體在ＩＭＦ擁有更大影響力的承諾，將增設一位副總裁，並邀請原任人民銀行副行長，現任ＩＭＦ特別顧問朱民出任。這將是林毅夫出任世界銀行資深副總裁後，第二位大陸籍人士擔任關鍵國際組織的要職。拉加德的這項人事安排並不是石破天驚的創舉，甚至早已在觀察家的預料之內。不過，一葉可以知秋，這項人事安排也反映出在二○○八年世紀性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秩序正在進入一個加速重組的過程，這個秩序重組的主軸就是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

在過去二十年，全球的生產活動重心快速向非西方世界移轉，這意謂著我們正處於一場百年不遇歷史大變局的開端。美國《新聞週刊》前任總編輯Fareed Zakaria在二○○八出版的《後美國時代的世界》就已經指出，當前的歷史變局是過去五百年來人類歷史第三個重要的結構性轉移。第一個是西歐的崛起，第二個是美國的崛起，第三個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

我們可以用一個很簡單的數字來說明全球財富與權力快速重新分配。用購買力等值（ＰＰＰ）計算，在二十年前西方國家（西歐、美國、加、紐、澳）的ＧＤＰ占全球ＧＤＰ的比重為五五％，所有非西方國家只占四五％；但再過二十年，這個比重會下降到三二％，而非西方國家會上升到六八％，其中印度與中國大陸合計將占到三四％以上。這意謂著西方國家獨占人類歷史舞臺的時期即將結束，我們過去熟悉的世界即將出現翻天覆地的改變。對全世界人類來講，非西方世界正在恢復他們在全球經濟與政治舞臺上的份額，這可能是更公平的經濟資源配置結構，也更接近人類千年歷史的常態。

非西方世界的全面崛起，也意謂著全球治理機制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在二○○八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國家不得不接納非西方大國參與全球經濟管理，因為西方國家陷入最險惡的金融危機，必須依賴新興國家的儲蓄來挽救財政危機，依賴新興國家的投資與消費帶動世界經濟復甦，所以才有Ｇ20的出現，以及ＩＭＦ認股權結構的調整。

這也意謂著，金磚五國（BRICS）將成為非西方世界的領頭羊，並逐漸取得處理全球議題的話語權，Ｇ７將逐漸失去制訂多邊體制與規範的主導權。新興經濟體將成為維護自由貿易體制的主角，反而是美國與歐洲內部貿易保護主義聲浪將持續上漲。在美國消費能力減弱與歐洲經濟陷入停滯的長期趨勢下，新興經濟體之間經濟依存度將顯著增強，彼此在貿易、金融、能源、環境上將出現更緊密的合作。

這也意謂著中國大陸與印度勢將成為帶動東亞經濟成長的火車頭，東亞國家將逐漸降低對美國與歐洲市場的依賴，轉而強化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合作。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仍將是支配東亞安全秩序的主角，但會愈來愈受制於中國大陸的牽制，日感力不從心。美中之間的戰略拔河仍將持續，東亞軍備競賽不會減緩，全面性區域安全合作無法出現，但美中之間也無意願進行炙烈戰略對抗。軍事與安全議題缺乏互信會讓東亞經濟共同體的建構比較困難，但無法阻擋東亞經濟整合的大趨勢以及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構，尤其是中國大陸主導的泛亞鐵路系統將成為推動區域經濟整合的加速器。

美元最終將失去世界儲備貨幣的獨占地位，惟超主權貨幣尚難以出現，國際貿易結算貨幣將呈現多元化、區域化格局。人民幣將成為亞洲區域貿易的主要結算貨幣以及亞洲債券市場的主要計價單位。為因應美元弱化的長期趨勢，東亞主要國家將形成貨幣同盟，緊密協調貨幣與匯率政策，相互持有對方國債。

面對這樣的歷史變局，台灣要跳脫以西方為唯一中心的傳統思維。面對非西方世界，要超越單一的衡量進步與落後之歷史座標，要摒除文明優越感，接納與包容多元價值、宗教與文化。台灣更要善用自己的地理位置、重新發掘自己承襲的文化歷史資產，在心態上要重新融入東亞，善用新移民的網路關係，重視與新興經濟體的交往，並積極開展與非西方世界的經濟與文化連結。

【朱雲漢】（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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