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判廳里的大象

公審把他從絕望情緒拯救出來。在一場拙劣的、試圖模仿意大利人墨索裡尼的暴動後，他和同伴們被以“叛國罪”被捕。

他瞭解自己的演說才能，他能像巫師一樣讓他的聽眾如痴如醉。他也瞭解自己的時代情緒，戰爭失敗的屈辱、被迫做出的巨大賠償、難以忍受的通貨膨脹、還有那個具有民主形態、卻無能不堪的政府……這一切都令公眾都尋求一種發泄與復仇。

與審判者想象的不同，他擁抱了對自己的控訴，他沒有把失敗的啤酒館暴動視為罪行，反而是一種拯救德國的悲壯努力——“我不是一個叛徒，而是一個為了德國人民爭取最好生活的德國人”。

盡管最終在監獄里呆上了8個月，他卻贏得公眾的喝彩，在法庭上擠滿了要為他佩花的婦女，報紙大幅報道了他的故事，讓他的知名度陡然提升。

這個“叛國者”後來改變了20世紀歷史，因大蕭條而崩潰的經濟與社會秩序最終把他推向了元首之位，他在慕尼黑的地方法庭上表現出的個人魅力不僅迷惑了整個德國，也曾讓整個世界驚嘆不已，他是阿道夫·希特勒。

當薄熙來站在濟南的法庭之上時，我想起那個90年前的歷史插曲。一個64歲的中國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與一個35歲的德國失意退伍軍人當然大不相同，但在本質上，他們又分享著某種相似。

當薄熙來在重慶展開他的政治與社會實踐時，他無疑是中國最有魅力的政治人物之一。倘若你看到他的瀟灑氣度、公開露面時的笑容、還有強硬手腕，也不禁意外在中國共產黨逆向淘汰機制所造就的一片庸碌中，竟還有這樣的幸存者。

不過，這卻是危險的魅力。在四年的時間里，他把重慶造就成了一個意識形態與暴力的主題公園，他試圖創造出一種更高效的專制系統，這種效率是以犧牲巨大的個人自由與道德麻痹為代價的。它還有效地掩蓋了這種模式付出的巨大經濟與社會成本，與它必然的不可持續性。與此同時，他還在以此模式為基礎，進行了一場小型的個人崇拜試驗。但與其說他在試圖復制毛澤東，不如說他與希特勒在早期的嘗試更為相似—局部的極權，仍給社會種種美妙的許諾。

這實驗的確徵服了很多人的心。重慶的公眾目睹著治安與交通的改善，城市綠化的增強，公務員的惶恐，官員與黑社會的被打壓、還有大批廉租房的出現，這些不正是困擾中國社會的疾病嗎？而唱紅歌、宣講革命故事、電視台里的經典影視劇，或許枯燥與單調，不也正是對這個日漸墮落與雜亂的精神世界的某種糾正嗎？

他在重慶的實踐，甚至可能代表著中國發展方向。這個國家似乎正處於又一個十字路口，她正茫然於未來的方向。政治停滯、野蠻的市場狀態、失序的社會，都在渴望某種強有力的人物，給予明確的方向。中國的政治文化與社會土壤，仍是催生獨裁者的溫床。

如今，重慶的談笑風生已化作南柯一夢。當薄熙來站在法庭上時，他似乎仍輕易讓公眾倍感興奮。面對一套陳舊的輿論系統、一個荒誕不堪的司法系統，一個受審者反而擁有了天然的道德優勢。而薄熙來也正像是房間中的大象，審判者與受審者都迴避核心問題（這是一場政治審判），而進行了一場煞有介事卻無關痛癢的審判。而對於公眾來說，它的花邊性很快就超越一切，一切被娛樂之後，所有深層追問也喪失了可能。

在五天的審判中，薄熙來的形式主義再度徵服了人心，人們贊嘆的個人風度、邏輯與分寸、一些時候似乎還有情有義，卻似乎完全忘記了他的政治生涯造就了多少個人傷害與制度破壞，他的個人是多?冷酷無情。而在結束陳詞中，他不僅表現出巨大的無辜，還再度表現出某種理想主義，他是多?相信這個黨，並願為這種理想奉獻。

1924年的希特勒的政治命運取決於接下來幾年的經濟與社會環境，社會的惡化最終促成了他的崛起，他的個人風格被視作崩潰社會的解決之道。對於薄熙來，倘若他得到某種保護，誰也不能預料，當這個社會在面臨下一次巨大危機時，他是否可能獲得新的可能性。

【FT中文網／許知遠】(作者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 2013/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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