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避兩岸政治對話卻偏要觸及政治議題

澳門新華澳報今天登載富權的評論文章“迴避兩岸政治對話卻偏要觸及政治議題”認為，馬英九昨日“雙十講話”中提出“兩岸民主法治對話”的訴求，這本身就是政治對話，但如果馬英九一味迴避兩岸政治對話，兩岸又怎能進行“民主法治對話”？詳論如下：

本來人們以為，在謝長廷“登陸”，可能會建構另類的“民共交流平台”模式，從而打破國民黨對兩岸關係議題的“壟斷”，因而將會對國民黨造成極大威脅的情況下，馬英九將會勇敢應戰，提出更積極的兩岸關係政策，以作反制。即使是出於種種原因而不願推動進行兩岸政治對話，也應在其他非政治領域有較大的突破，以再次拉大與民進黨的距離。但從馬英九昨日在“雙十講話”中涉及兩岸關係的內容看，卻並非是如此，因而更為凸顯馬英九政治嗅覺遲鈍，及不思開拓進取的保守個性。

馬英九在“雙十講話”中有關兩岸關係的內容，放在“深化民主法治，促進兩岸發展”部分。他說，四年多來，政府已與大陸簽訂十八項協議，達成兩項共識，讓民眾獲得實質的利益。未來政府仍會繼續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擴大兩岸交流。並將通盤檢討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儘速推動兩岸互設辦事機構，服務兩岸人民，作為未來兩岸工作重點。馬英九還表示，“中華民國”的民主成就吸引世界華人目光，台灣已經證明，在中華文化的土壤上，實行民主、深化民主，完全可行。他也相信，台灣與大陸的互動過程中，不僅經濟可以互補、文化可以交流，民主法治當然也可以對話。馬英九還特別指出，今年九月在俄國海參崴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領袖會議中，“中華民國”領袖代表連戰與中國大陸領導人胡錦濤會面時，表達台灣民眾對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與活動的期待，也獲對方正面回應，政府對此表示肯定。

台灣學者認為，這是馬英九提出了未來兩岸政策的四大方向，更加強調兩岸互設機構機制化、兩岸法規檢討、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後續效益及兩岸民主法治對話。而大陸方面則低調以對，國台辦發言人楊毅在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表示，希望兩岸繼續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基礎上，繼續加強合作，解決實際問題，增進民眾福祉。

作為國民黨得以在“總統”選舉中獲勝的“利器”，及與對岸進行會談，簽署十八項協議的“九二共識”這把“刀子”，馬英九當然不敢輕易丟掉，因而他在昨日的講話中，再次表態仍將會繼續在“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基礎，擴大岸交流。但是，他卻沒有提到大陸方面頗為在意的“反對台獨”，而這偏偏又是馬英九當年高舉的大旗。因此相信，不但是曾經“含淚”投他一票的台灣“深藍”選民感到不是味兒，而且是大陸方面也無可奈何。

其實，就是“九二共識”這一句，馬英九的表述也不是盡如人意的。因為他“畫蛇添足”，加上了“一中各表”一句，有違“九二共識”的精確內涵。實際上，“九二共識”的精確內涵倘若一定要以“表述”來表達，那就是“一中不表”，亦即在兩會談判中，雙方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而馬英九在“雙十講話”這樣的場合，在“九二共識”的後面加上一個“一中各表”的這個做法，似是要彰顯台灣方面在兩岸交流及談判中的 “主導權”，再次強調“以我為主”。

馬英九說，將通盤檢討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儘速推動兩岸互設辦事機構，服務兩岸人民，作為未來兩岸工作重點。在這里，他把過去曾表述過的“代表機構”，悄悄地修正為“辦事機構”，應是明智之舉，也有可能是“知難而退”。

實際上，對台北而言，所謂“代表機構”一般上是使用在“外交”領域。當年李登輝面對台北的“外交”困境，極力推動“務實外交”，主動發展與無“邦交”國家的實質關係，以求“拓展國際生存空間”，謀求“獨立的國際人格”，最後在國際上造成“雙重承認”的事實，形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局面。

為此，台北向無“邦交”國家派駐了“代表處”或“辦事處”，還制定了《外交部駐外代表機構組織規程》。現在，聲稱要“外交休兵”的馬英九卻走得更遠，由“行政院”向“立法院”提請《駐外機構組織通則（法案）》並獲三讀通過後，再由馬英九公佈；而“外交部”則修正通過《駐外人員對外名義與加銜要點》，將其駐在“邦交國”及“非邦交國”的“外交代表”相提並論，並將“代表處”和“辦事處”“升格”為“大使館”和“總領事館”。因此，當初所謂“兩岸互設代表機構”之說，就含有“兩國論”的意味。現在馬英九摒除了“代表機構”的稱謂，改用“辦事機構”，那才符合“一個中國”原則。

但是，即使是“辦事機構”，也有層級問題，究竟是兩岸政府分別派出的“辦事機構”，還是由台灣海基會和大陸海協會分別派出的“辦事機構”？倘是由海峽兩會分別派出“辦事機構”，那就相對單純，也符合兩會章程中關於為己方民眾提供服務的宗旨，而且也只須由兩會出面商談即可達成協議。然而，一方面馬英九說的是“兩岸互設”，可能會並不限於亦即高於海峽兩會的層次，甚至將會“偷渡”為兩岸政府派出的“辦事機構”；另一方面海基會副秘書長馬紹章表示，目前“陸委會”尚未授權海基會就兩岸互設“辦事機構”議題展開溝通。那就將會不排除並非是由海基會出面談判。

實際上，既然使用到“兩岸”的詞彙，就已含有政府的層次。當然，兩岸政府互派“辦事機構”不是不行，但必須解決兩岸定位等問題，這就觸及到政治內容。這與馬英九拒絕進行兩岸政治對話的心態，是相反的。當然這也符合馬英九對兩岸協商，只是希望能單方收穫成果，卻不願向大陸作出回報的心態。但卻是與他所強調的“對等”，有天淵之別。

更令人感到訝異的是，馬英九提出進行“兩岸民主法治對話”的訴求。這本身就是政治對話，如果馬英九一味迴避兩岸政治對話，兩岸又怎能進行“民主法治對話”？誠然，兩岸要進行“民主法治對話”，並非不可行，但首先馬政府就得推動兩岸政治對話，並與大陸一道，設立比只是屬於民間性、事務性、經濟性協商層次的海基會更高層級的對話機構。

馬英九將“促進兩岸關係”與“深化民主法治”綑綁起來，似是有不夠尊重對岸，甚至是幹預對岸內部事務之嫌。誠然，台灣地區的民主法治發展，這確是台灣的光榮和驕傲；但兩岸政治體制不同，兩岸發展民主法治的方法也將不會一樣。因此，馬英九不應意圖向大陸“輸出民主”。

馬英九提到，胡錦濤與連戰曾在海參崴的“APEC”領袖會議中場合，談到台灣參與國際組織與活動的問題。其實這早已在“胡連會”《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中達成共識。但必須注意到，在國際事務實踐中，由於台灣地區不具國際人格，要參加國際組織活動，尤其是“世界民航組織”此類屬於聯合國專門機構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必須得到作為聯合國常務理事國的中國大陸的同意及協助。而在溝通的過程中，就等於是政治對話，但馬英九卻一味迴避政治對話，是難以達到此目的的。

【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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