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韓自貿區:合作中的競爭
中日韓三國自由貿易協定第一輪談判於3月28日在韓國首爾結束。三方就簽署'全面、高水準'的自貿協定達成
中日韓三國自由貿易協定第一輪談判於3月28日在韓國首爾結束。三方就簽署“全面、高水準”的自貿協定達成共識,並決定首先在貿易和投資等十個領域成立工作組,以及一個關於知識產權問題的專家會議。三方還決定年內再進行兩輪談判。首輪談判的順利,表明三方都抱有較高的積極性,但談判中各國想法差異明顯也暗示著合作中存在著激烈競爭。
中日韓是東亞經濟的核心
無論從地區還是全球來看,中、日、韓三國都是重要的經濟體。2011年三國發表自貿區可行性報告時指出,2010年三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合計達到12.344萬億美元,占當年全球的19.6%。三國出口總額和進口總額分別占全球的18.5%和16.3%,直接投資流入量和流出量分別占全球的9.2%和12.8%。在充滿活力的東亞經濟中,三國更是佔據主導地位。2011年三國國內生產總值達14.28萬億美元,約占東亞16國的72.3%。如果說東亞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心,那麼三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也就不言而喻了。
但是,中日韓經濟都屬於外向型經濟,而且是區域性外向型經濟。三國之間的經濟一體化水準還很低。三國區域內貿易儘管與過去極低的水準相比增長較快,但所占比重仍不到四分之一。這與歐盟(EU)和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區域內貿易分別占64%和40%的水準相比仍有很大發展空間。與此同時,作為東亞經濟的三大主導國家,這三者之間的貿易關係必將關係到東亞區域合作的發展。2013年,東亞16國決定開啟區域經濟夥伴協定(RCEP)的談判。但是,在地區內密如麵條般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網路中,中日韓三國之間卻連雙邊協定都沒有。這種狀況與東亞地區經濟和三國經濟的發展極不相稱。如果三國能夠大幅度提高經濟一體化程度,則屆時我們才能說歐美之外真正的東亞經濟中心形成。因此,無論從全球還是地區的角度看,中日韓開始談判自由貿易協定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競爭與互補結構的融合
中日韓之間自由貿易建設進程的緩慢與三國經濟發展水準的差距密切相關。三國代表了發展中國家、新興工業國和發達經濟體三個不同發展階段。三國之間的經濟以互補型為主,更多地表現為垂直分工的關係。因此,長期以來,除農產品之外的商品關稅對三國相互貿易發展的影響就不是很明顯。
以中日貿易為例,雖然中國機電產品的平均關稅較日本的高,但這並沒有妨礙中國成為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對象國。而且以2012年為例,根據日本財務省的統計,日本對華出口機械和電器產品占54%,而中國對日出口中同類產品所占比重為44.9%。其中主要原因,一是中日之間依然存在較為明顯的技術差距,二是日本對華出口主要受其產業佈局的影響,日本佔據了產業鏈的高端。較為明顯的現象是當歐債危機影響到中國對歐洲的出口時,日本對華出口也會受到影響。
目前,中日韓三方,韓國產品與日本產品的競爭性與日俱增,甚至具有較強的替代性。中國產品也開始逐步跟進。三方之間的垂直差距在縮短,水準競爭的特性正在逐步增強。這也是日本對三國自貿區建設的態度開始變得積極起來的一個重要原因。這種狀況給三國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即自貿區的建設是要促進相互競爭,還是要促進三國產業的融合。
區域合作中的政治競爭
中日韓自貿區的建設還面臨的一項課題就是它要在整個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中扮演什麼角色。換言之,三國合作實際上還關係到亞太地區合作的路徑選擇,甚至對地區政治安全格局產生影響。在亞太區域合作中,存在著各國之間由於經濟結構和發展水準的差異而導致的不同的目標與路徑選擇。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試圖推動亞太地區高水準的自由貿易機制。但美國的激進主張在東亞總是會遇到較強的緩解力量。因為東亞大多數國家的經濟發展水準還不足以參加充分的經濟競爭。保護相對弱勢國家的發展權利依然是地區合作的重要內容。
所以,關於東亞區域合作的模式和路徑選擇,存在著是將區域性機制建設作為全球機制建設的先驅,還是通過區域合作來提高區域整體競爭能力,這兩種目標的差異。這種差異主要表現為,是注重表面的公平性,強調無差異的充分競爭,建設一步到位的一致性制度;還是注重發展的公平性,照顧到差異性,循序漸進地推動區域合作的發展。
目前,在亞太地區存在著兩個推動自由貿易的路徑。一個是美國強力推動的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TPP)的談判。該機制試圖建立一個零關稅,且在勞工制度、知識產權等一系列生產制度上達到同一性的高標準的自貿協定,為全球貿易制度建立一個模版。另一個是東亞16國於今年開始啟動的區域經濟夥伴協定的談判。這個談判更多地是著眼於提高區域整體的競爭力和內部的凝聚力。由於美國將區域合作政治化,將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作為分化東亞合作,以及未來從經濟和政治上繼續保持對華優勢地位的工具,這使得兩條路徑之間的競爭,變成美國和中國之間對亞太地區主導地位的競爭。
很多東亞國家都採取了兩面下注的辦法,兩個談判進程都參與。日本也是如此。過去日本出於強力保護農業的國內政治需要,在東亞地區從來都是簽署經濟夥伴協定,將自由貿易局限於非農產品領域。但是,今年安倍訪問美國之後,出於國際政治的需要,決定參加跨太平洋經濟夥伴協定的談判。安倍的舉動被日本一些人評論為是繼政治上的對華包圍外交之後,構築的對華“經濟包圍網”。而中日韓自貿區談判則被一些國際人士視為中國拉攏日本的政治舉動。在亞太區域合作中的這種政治競爭,將會使中日韓自貿區的談判變得更加複雜。
經濟轉型依然是中國的最大課題
對中國來說,建立什麼樣的自貿區必須考慮自身需要和國際環境這兩大因素。抽象而言,自由貿易有利於優勢互補和公平競爭,從而有利於促進發展。但經濟發展水準需要與自由貿易的水準相適應。對於中國來說,在自由貿易層次的選擇上面臨的主要困境一是自身經濟發展正處於一個轉型期,二是世界經濟正進入一個新的技術變革期。
中國的經濟轉型不應是內需為主還是外需為主的轉型,而應是經濟發展能力從外來向內生的轉型。中國改革開放30餘年,改革的步伐跟不上開放的腳步。經濟發展享受國際資本大轉移的紅利,過度依賴土地、人力等資源的低成本。技術進步過度依賴引進,導致自主創新機制發展的滯後。如今,低成本優勢不再。關稅也不再成為貿易的主要障礙。技術、制度和社會治理水平正成為下一輪世界經濟競爭的要地。在新技術條件下,高度的低關稅自由貿易格局形成後,將可能出現新的生產轉移,發達國家將重新成為工業生產基地。所以,中國應將自貿區建設當作促進自己制度進步的動力。
國研所 時間: 2013-05-27 作者: 時永明 責編: 龔婷(來源:《北京週報》,2013年第18期)
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3-05/27/content_59837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