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區域合作的新變化與中日韓合作
始於2007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使西方經濟模式受到種種質疑和挑戰,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不斷上升
始於2007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使西方經濟模式受到種種質疑和挑戰,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不斷上升,世界經濟重心正在加速向亞太地區轉移。在此背景下,美、日兩國圍繞“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紛紛調整其亞太政策,美國希望調整該地區合作“制度”規範亞太合作進程,日本希望通過呼應美國TPP戰略干預亞太地區一體化進程,東盟國家希望通過啟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強化其在亞太一體化進程中的主導地位。中日韓FTA談判不僅有利於三國經濟利益,也將對亞太區域合作進程發揮重要作用。中國在積極參與區域合作的同時,還必須加速本國經濟結構、發展模式的調整。
一、亞太區域合作面臨國際經濟格局轉變的新背景
新世紀以來,尤其是國際金融危機之後,世界經濟格局出現若干前所未有的變化。
(一)西方經濟模式受到挑戰好質疑。
金融危機之後的世界經濟發生重大變化之一就是西方經濟制度受到種種質疑,主要西方國家能以從2008年經濟危機中吸取足夠教訓,已有的經濟制度對債務危機等新風險顯得有些無能為力,導致經濟再次陷入危險境地。這次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西方債務危機至今已有7年,危機涵蓋面積之廣,程度之深均是西方經濟史上所罕見的。到目前為止,危機不但沒有減緩,在歐洲的表現是愈演愈烈。美國通過調高債務上限逃脫違約、“借新債還舊債”、自我“緩刑”,以致美國主權信用被“降級”,英國《金融時報》指美國此舉為“自我毀滅”。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持續發酵,正在從週邊國家想歐洲核心國家蔓延,即使作為歐洲核心國家的法國和德國也難“獨善其身”,2012年歐洲經濟已經再次陷入衰退之中。日本的財政赤字也已達到本國GDP的兩倍以上。債務危機成為制約當前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本輪全球經濟危機已成為發達國家政府債務持續上升的“導火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截止2018年之前,發達國家經濟將一直受到債務問題困擾,如果這些國家不能採取有效削減政府開支、增加稅收、提高競爭能力等措施,西方債務困局可能將拖至2025年。
(二)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作用顯著上升。
新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的突出特徵之一就是新興經濟體的群體崛起,一是新興經濟體在全球經濟中的權重不斷上升,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增加。2011年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GDP(匯率法)占全球GDP的36.23%,高於歐盟27國的25.23%,業已成為不可忽視的新興國際經濟力量。在經濟增長方面,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新興大國已經成為世界經濟領頭羊,尤其在本次國際金融危機期間這一特點得到了從分體現。據IMF2012年10月發佈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顯示,2012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為3.3%。其中發達國家增長率為1.5%,新興市場國家增長率為5.6%。隨經濟實力的增強新興經濟體在全球事務中的地位和參與引導能力不斷提高,它們積極參與到應對經濟危機、全球治理、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等一系列重要的國際協調工作中,推動了全球經濟向著更加公平公正的可持續發展方向前進。近年來,新興經濟體在參與全球治理當中的話語權、影響力都得到了相應的提升。這說明,戰後多年來的世界經濟結構正在發生結構性變化。
(三)世界經濟中心正在向太平洋轉移。
在全球經濟進入轉型過程中,新興國家的快速崛起衝擊著以美國為首的全球力量架構,世界經濟重心從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勢頭更加明顯,使國際力量重心由發達經濟向新興經濟加速轉移。一方面,亞洲國家經濟規模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不斷上升,亞洲開發銀行金融經濟學家赤松范隆預測認為,到2050年,亞洲國家GDP總量在世界GDP總量的比重將從目前的27%上升至52%。而亞洲國家的人均GDP將可能翻六倍。另方面也表現在全球財富分配向“東”轉移。多數新興市場貿易持續順差,使其外匯儲備不斷增加,由此積累大量外匯儲備,中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一的外匯儲備大國,據權威機構統計,到2011年底,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達到7萬億美元。結果,國際資本出現逆向流動,即國際資本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流動,這是世界經濟史上前所未有的反常現象。另外,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使新興經濟體的財政狀況逐年改善,政府債務占GDP比重連年下降至30—40%,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好的狀態,與發達國家債務持續惡化的狀況形成鮮明對照。
二、美、日、東盟國家區域合作政策新變化及其意圖
(一)美國“借殼上市”高調推進TPP的主要戰略意圖是以全新“規制”駕馭亞太合作進程。TPP作為美國“重返亞太”的經濟載體,其首要目的是要以此參與東亞地區經濟上升勢頭,擴大美國對亞太地區出口。過去幾十年來,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國家是全球經濟中最有活力的地區,相關國家在該地區的經濟增長中得到了繁榮和發展,尤其是中國、印度不僅是國際經濟發展中的佼佼者,而且在全球經濟危機中中國也成成為發動機發揮引領世界經濟的引擎作用。為此美國認識到,在未來世界經濟發展中,如果美國被排斥在該地區經濟合作之外,如果美國失去對亞太地區經濟發展的主導能力,那對美國全球戰略都將受到難以想像的衝擊。另外,美國主流經濟學家認為,提出世界經濟再平衡理論,主張今後美國要降低消費水準,提高工業製成品出口能力,減少貿易逆差;同時要求中國等貿易順差國減少出口,把產品銷售市場轉向本國。在這一理論的驅使下,奧巴馬政權高調推出重返亞太大旗。以增加美國對亞洲出口,為實現美國提出的“國家出口計畫”創造條件。
美國加入TPP的另外一個戰略意圖是試圖以全新“規制”設計合作框架,規範東亞合作進程,對中國形成必要的牽制。上個世紀末期,由於美國並不認為東亞合作會形成“氣候”,因而對東亞合作進程並未十分重視,近年來,隨著東亞地區一體化進程取得不同層次的成果,使得美國認識到如果再不介入可能中國將在這一地區成為主導力量,加上中國近年的不斷崛起也是美國開始有一定的危機感。然而,對東亞地區現有的所有框架而言,美國都將是後來者,其影響力都將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而美國身在其中的APEC運行幾十年並未達成既定目標,且前景看淡。“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本是亞太幾個小國宣導的低水準的FTA,雖有雛形,但無實質性內容。美國以此“借殼上市”,在拉日本、澳大利亞等國參加,輕而易舉使TPP受到熱捧並為自己樹立了主動者地位。所以對美國而言,熱捧TPP是一舉三得。不僅是增加美國對亞洲出口,還扭轉了美國在東亞一體化進程中的被動局面,跟重要的是對在該地區影響力日趨擴大的中國形成必要的牽制,使亞太區域合作發展趨勢服從於美國的全球佈局的總體戰略。
目前的TPP已經於當初太平洋4國主張的TPP發生了完全不同的變化,它將是一個全方位、多領域、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安排,不僅像其他FTA一樣把降低或消除關稅作為政策目標,也將包括安全標準、技術壁壘、衛生檢疫、、知識產權、政府採購、爭端解決等內容,甚至還包括有關勞工和環境保護的規定。美國希望在此框架內建立一個超WTO、高於亞太現存所有框架的高端FTA,以淩駕於亞太區域合作現有框架之上。然而,由於亞太地區各國經濟發展水準的不同,經濟結構的差異等原因,TPP的運作和實現未必像美國所期待的那樣一帆風順。
(二)日本在TPP和CJK “兩頭下注”,希望維持其在亞太區域合作中的主動地位。一方面,日本野田內閣在國內分歧很大的情況下,堅持參加TPP談判,另一方面,日本對東北亞地區合作尤其是中日韓FTA談判態度發生積極變化。這也是近年來日本在東北亞地區合作問題上的突出變化。日本兩頭下注的主要原因:首先要希望通過參加TPP,強化日美同盟關係。面臨中國崛起,以及東亞地區的緊張局勢,日本非常歡迎美國重返亞洲,一方面希望通過加入TPP修復鳩山時代因對亞洲外交對日美關係的“偏離”,重新強化日美同盟。另一方面,多年來日本一直試探與美國的FTA談判,但始終沒有得到美國的回應。加入TPP談判,很可能給日本帶來與美國締結FTA的機會,實現日本多年的宿願。其次是中韓兩國是日本近鄰,中國是日本最大貿易夥伴,韓國也有日本經濟“後院”之稱,中日韓三國經貿關係深重,已是相互依存的夥伴關係,三國近年來頻頻舉行首腦會議在經濟合作等方面均取得了顯著進展,而且近年來日本在對華對韓經濟合作所得到的經濟利益是有目共睹的。而TPP作為一種高端的FTA,目前還僅僅是一種自由貿易的理想狀態,並不具有現實可能性。何況,僅從農業來說,TPP一旦得以實現,日本的農業將陷入崩潰的可能性。為此日本可以把TPP作為長遠目標,而把中日韓之間的FTA作為現實目標兩頭兼顧。第三,日本希望以此改變其在亞太區域合作中被動局面。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的不斷崛起,中國在東亞區域一體化進程中的影響不斷擴大,尤其是中國與東盟FTA的正式啟動,以及大陸與臺灣之間ECFA的簽署都大大刺激的日本。加之中國與新西蘭、澳大利亞之間的FTA談判也在進行中。而日本近年來在東亞地區經濟合作中的作用相對出現下降勢頭。本來在中國經濟國民生產總值超越日本之後,日本的心理就有相當的不適之感。所以,日本希望借TPP框架,改變其在地區經濟合作中的被動地位。
當然,日本“兩頭下注”的另外一個原因是不願在地區合作問題上與中國正面形成衝撞。美國“熱捧”TPP的舉措顯然是要通過建立高水準FTA規範亞太區域合作方向,也希望通過TPP規則的制定之後再邀請中國加入,顯然中國在這一框架形成過程中處於十分尷尬的境地,日本希望啟動中日韓FTA談判,以其緩和在TPP問題上追隨美國而引發中國的種種擔憂,避免在區域合作問題上與中國形成對抗態勢。由於日本國內政局動盪,執政黨和在野黨在是否加入TPP問題上意見分歧較大,不管新政府誰來執政,要想正式啟動TPP談判也都將付出較大努力。
(三)東盟國家推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希望繼續發揮其在亞太地區合作中的主導作用。2011年初,東盟國家在第十八次東盟經濟部長會議上,提出了組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草案,並在當年東盟峰會上得到東盟十國領導人正式批准。同年8月,在10+6經濟部長會議上原則同意組建RCEP,並於11月20日在金邊舉行的“10+6”部長會議上宣佈正式啟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談判。這將是一個擁有世界50%以上人口,GDP占全球三分之一的區域合作組織。 它不僅將消除16國之間貿易壁壘,創造更加完善的投資環境,擴大服務貿易份額,還將在知識產權保護、協調競爭政策等方面進行合作。其自由化程度將高於現有16國之間的FTA。
東盟國家力推RCEP主要目的首先是要鞏固和加強它在亞太區域合作進程中的主要地位,近年來,在東亞區域合作過程中,東盟國家始終處於該地區合作主導者,在其進程中發揮著領導者的作用,但TPP擴大範圍之後,對東亞區域合作進程帶來一定干擾,東盟希望啟動RCEP鞏固期在這一問題上的傳統地位和作用。其次是整合和提升該地區現有的FTA。迄今為止,東盟國家已分別與中、日、韓等國簽署了雙邊FTA,但均屬東盟與單個國家之間簽署的協定,出現規則過多、操作繁雜的情況,有必要重新規劃,進一步提升自貿區水準。第三是通過RCEP進一步密切東盟內部的經濟聯繫,以增加凝聚力。東盟內部已經面臨許多現實挑戰和困難,只要加強東盟各國深化政治互信和加強經貿往來才能減輕疑慮,以應對亞太區域合作的上述變化對現有合作框架的衝擊。
儘管RCEP有較好的合作基礎,也具有“門檻”適中和東盟主導地位相對穩固等優勢,但畢竟這些國家之間還存在一些利益衝突,短期內看不到解決這些利益衝突的“出口”,因而RCEP的運行也未必一方風順。
三、中日韓FTA談判啟動在即,發展趨勢向好
(一)中日韓合作突破性進展,FTA談判啟動在即。2012年 5月13日第五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中日韓三國正式簽署投資協定,並就年內啟動中日韓FTA談判達成了共識。這是三國自2007年啟動談判以來,歷時5年,經過13次正式談判達成的結果。這一協定包括了投資定義、適用範圍、國民待遇、一般例外和爭議解決等國際投資協定通常包含的所有重要內容。該協定的簽署是中日韓三國第一個促進和保護三國之間投資法律檔,它不僅為投資人提供更加穩定的投資環境帶來了保障,也將激發投資者的投資熱情創造條件,更為重要的是為推進中日韓三國FTA建設的重要一步。因此可以這一協定對中日韓三國的經濟合作具有極為重要的里程碑意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11月在金邊舉行的第21屆東盟系列峰會期間,日中韓三國在金邊舉行部長級會談後宣佈,三國即將開始舉行有關自由貿易協定(FTA)問題的談判。在中日之間因釣魚島問題陷入僵局的背景下,中日韓三方能信守承諾,按時啟動談判,說明三方均已認識到FTA對中日韓三國的重要利益和對區域一體化進程的深遠意義。
(二)中日韓FTA談判不僅符合三國利益,更有利於日韓兩國經濟復蘇。眾所周知,由於國際金融危機尚未結束,國際經濟環境給日本、韓國等出口主導型國家經濟造成的打擊空前深重。2012年第二季度日本經濟只增長了0.3%,第三季度剔除物價變動因素實際GDP較上一季度下降0.9%,按年率計算萎縮3.5%,是3個季度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就出口而論,2012年9月,日本出口下降了5個百分點。其中對歐盟出口同比下滑21%,對中國的出口減少14%,[4]3個季度以來首現負增長,對美國出口也呈疲軟勢頭。主要原因是全球經濟增速放緩和日元匯率長期居高不下導致日本外需全面萎縮。從發展趨勢看,由於環保車補貼政策9月初即將到期,災後建築重建帶來的公共投資增長未來幾個月將持續減少,歐債危機以及全球經濟放緩導致需求不斷下滑,以及日元持續走強繼續打擊出口,能源價格反彈也令災後關閉核能增加石油進口的成本攀升,中日釣魚島之爭將使其失去中國市場等因素影響。日本經濟增長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可能加速下滑,甚至全年經濟增長很可能出現“零增長”狀態。韓國經濟儘管沒有出現大幅度下滑,但由於半島局勢不穩,外部環境沒有改觀,韓國經濟也存在一定的不確定因素。而亞太市場相對于歐美對日韓兩國均有相當大的引力。中日韓三國恰恰就具有彼此互為增長的出口市場的潛力。中日韓三國間貿易額僅占三國對外貿易的10-20%不等,相互間投資額也僅是三國對外投資的10%左右,這對於三個經濟互補性極強的國家而言,說明蘊藏著無限商機。啟動中日韓自貿區建設,不但可以抵消外部環境惡化對中日韓出口的負面影響,也可以減少三國之間難以避免的貿易摩擦。
(三)中日韓合作成果顯著,但尚有很大發展空間需要開拓。中日韓合作尚有很大發展空間。一是在可再生能源開發與利用方面的合作。目前,中日韓三國均制定了本國發展新能源的戰略目標和具體規劃,日本制定了能源結構調整方案,並設定了可再生能源所占比從目前的3.2%上升到10%的發展目標;韓國政府把綠色發展確定為國家的一個戰略方向,計畫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所占比從目前的2.4%上升到11%;中國也為自己設定了2020年可再生能源所占比例要從目前的11.9%上升到15%的發展目標。要實現這一目標三國均存在不少挑戰和困難,為此在這方面中日韓三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有較大的合作空間。二是核能合作。在此方面,三國領導人已經達成共識。三國一致認為,核能仍然是許多國家的重要選擇,日本“3•11”大地震出現的核洩漏提醒人們,自然災害仍然是核安全的嚴重威脅。中日韓三國在加強核能開發、利用的同時還需要在核安全法規、應急準備和應對措施及其他核安全相關領域展開合作不可或缺。三是投資和金融領域的合作。2012年初中日韓三國已經簽署投資保護,它將為三國擴大投資領域的合作和創造穩定、公平、便利的投資環境帶來更大的機遇。目前三國之間在金融領域的合作已經有了良好開端,並在東亞地區產生了很好的影響,隨著歐債危機的不斷發酵,東亞國家的外部經濟環境短期內難以改觀,國際貿易環境也將日益惡化,在此背景下,中日韓三國間貿易將不斷擴大本幣結算的範圍,降低貿易成本,在促進三邊經貿關係不斷發展的同時,也將為東亞地區的金融合作做出更大的貢獻。
(四)中日韓合作對推進亞太地區一體化進程具有重要意義。中日韓是東北亞地區三個重要國家,三國擁有15億人口, 2011年三國的GDP總額已占世界GDP總額的20%左右,[5]中日韓互為重要的貿易夥伴,三國之間的貿易額約占全球份貿易總額的1/3。[6]就中日韓三國的經濟實力來看,本應在地區合作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但由於各種敏感的歷史、經濟和政治上的原因,中日韓三國要建成經濟共同體的難度要遠遠超過其他地區。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11月在金邊舉行的第21屆東盟系列峰會期間,日中韓三國在金邊舉行部長級會談後宣佈,三國即將開始舉行有關自由貿易協定問題談判。在中日之間因釣魚島問題陷入僵局的背景下,中日韓三方能信守承諾,按時啟動談判,說明三方均已認識到FTA對中日韓三國的重要利益和對區域一體化進程的深遠意義。因此相信隨著區域一體化進程的發展和全球經濟轉型的加速,中日韓三國必將成為東亞乃至亞太區域合作的核心力量。
四、中國在積極參與亞太區域合作的同時,更需加速結構調整的腳步
中國歷來實行“安鄰、富鄰”、穩定周邊的亞洲外交政策。在亞太區域合作問題上,始終堅持凡是對地區經濟發展有利的合作框架都予以積極參與的一貫立場。首先應該承認,TPP作為美重返亞洲的對外經濟戰略無疑將對亞太經貿格局和地區合作進程帶來重要影響。但由於TPP本身是高水準的FTA,而現有11個成員國之間經濟水準參差不齊,其運作起來也不會順風順水。中國作為亞太地區重要國家和世界經濟規模第二位元的大國,其作為未來世界上最大的產品“吸收器”的腳步正在加速,從這個意義上說,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如果離開了中國的參與將很難體現出亞太地區合作的最佳經濟效果。要看到TPP的長遠發展思路具有符合國際貿易自由化趨勢的一面,也要看到美國、日本試圖通過TPP主導亞太區域合作進程、制約中國的一面。中國必須準確定位自身發展階段,認清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地位沒有發生根本性改變,認清自身在工業化進程中所處的發展階段,目前我既沒有參與TPP談判的可能,也沒有參與談判的必要。第二,中國作為亞太區域合作進程積極宣導者和推動者,在10+1、10+3等東亞區域框架進程中均發揮中不可低估的作用,而且這些合作框架也均取得了豐碩成果。我應在繼續推動該兩個合作框架的同時,積極參與並推進RCEP的進程,該合作框架目標既高於現有的FTA,也低於TPP,對現有成員國而言比較適中可行,對繁榮地區經濟,深化區域內合作具有意義。此外,中日韓是與我經濟利益最為直接的合作框架。三國在東亞區域合作中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今年是中日韓合作在投資保護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之後,三國首腦已經決定啟動FTA談判。這樣不僅有利於三國的利益,也將有助於推動東亞地區其他合作框架向縱深發展起到助推作用。此外,對剛剛啟動的RCEP給予足夠的重視和跟進,繼續支持東盟國家的主導地位,以利於我在亞太區域合作中的運作空間。第三,對中國而言,當務之急是苦練“內功”,目前首要工作是加速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模式的轉變,為未來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奠定基礎。無論是美國精心打造的TPP,還是東盟國家剛剛啟動的RCEP,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世紀國際貿易發展的新趨勢。尤其是勞工標準、綠色環境標準等議題,都將對我產生嚴重衝擊。為此,中國應儘早制定相應措施,加速調整本國產業結構,在國際勞工標準和綠色環境標準制定中發揮作用,不斷提升環保產業在我產業佈局中的分量,提升現代服務業的發展水準,為可能到來的區域合作的新框架提供堅實的產業基礎和有力支撐。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姜躍春】 2013/06/28
http://www.ciis.org.cn/chinese/2013-06/28/content_607165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