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責俄羅斯並不解決美國自身問題
歐巴馬總統取消了與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Putin)原定於9月的
歐巴馬總統取消了與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原定於9月的會晤,這一決定得到了美國各政治階層的廣泛歡迎。在很多普京與克里姆林宮的美國批評者看來,到了該教訓俄羅斯的時候了。他們論稱,要不是因為俄羅斯,不僅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此時應該已在美國受審,而且敘利亞的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也早就會被推翻,帶來敘利亞內戰的結束,伊朗已經放棄核武器計劃,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則成了堅決與西方站在一起的民主國家。
為什麼犯錯的總是俄羅斯?為什麼人們不斷呼籲懲罰它?
的確,俄羅斯經常站在美國的對立面,克里姆林宮也很容易招來批評。普京好鬥的作派,他挑釁美國時溢於言表的喜悅,還有他那日益加劇的為鞏固國內地位而慫恿排外、低級情緒的舉動,這些都讓美國人感到不滿。
然而,要求懲罰俄羅斯的激憤聲討,與該國在世界舞台上帶來的現實挑戰相脫節。實情是,自從二戰以來,這個國家現在所構成的威脅是最小的。與美國相比,它影響國際事務的潛力不值一提。
俄羅斯不等同於蘇聯。它既沒有提出有說服力的意識形態選擇,也沒有打算造出一個來。即使普京熱衷於恢復俄羅斯在前蘇聯勢力範圍內強者地位的夢想,中國、各種伊斯蘭運動和歐洲都在該國的周邊與之爭奪影響力,有時甚至將爭奪推進到俄羅斯本土。
當前與莫斯科的緊張局勢中,冷戰思維仍然起了很大作用,雖然俄羅斯早已不復當年。現在坐鎮美國國家安全部門、佔據國會領導地位,並引領媒體的一代,是在冷戰後期成長起來的,他們還記得來自蘇聯的威脅曾讓他們何等全神貫注。
諷刺的是,這個曾經的超級大國日漸消褪的威脅,反而勾起了指責俄羅斯的誘惑,因為已經沒什麼人相信,這樣做還能讓美國付出嚴重代價。和中美關係不同的是,對俄羅斯並沒有強勁的貿易往來或微妙的經濟依存關係遭受風險的擔憂。既然俄羅斯的常規打擊力量越來越弱,也就不會有軍事對抗的威脅。而且,即便俄羅斯仍是能在30分鐘內將美國夷為平地的唯一國家,有誰會擔心幾句激烈言辭就能廢除「確保同歸於盡」(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的原則呢?
還有一個更深層、但未獲承認的心理因素驅使美國人指責俄羅斯。簡而言之,俄羅斯拒絕接受美國在其退出共產黨主義極權政治時作為藥方開出的自由市場民主制,因此讓美國人無法獲得冷戰終極的、道義上令人滿足的勝利。只有當你的敵人決定努力效仿你時,勝利才算徹底。二戰後德國和日本就是這樣做的,這也是美國人回顧起那場戰爭時認為它是「好的」戰爭,並把這兩個國家視為最親密盟友的原因。
普京治下的俄羅斯拒絕踏上這條道路,並在俄羅斯非民主政治傳統的引導下每天都在向著相反方向邁進。因此美國對俄羅斯大加指責。
然而,這種猛烈指責雖然讓人獲得精神上的滿足,卻使美國付出了巨大代價。危害最大的是,這掩蓋了美國給自己製造了多少問題,並將人們的注意力從他們能夠並且應該去解決的問題上轉移開,無論是保護國家機密免遭愛德華·斯諾登之流的泄露,還是針對敘利亞和伊朗制定並實施一個一致而清晰的政策。
此外,隨?人們對華盛頓的政治僵局與美國外交政策的無能的失望情緒日益高漲,美國人對俄羅斯的指責也愈發激烈。換句話說,對俄羅斯的猛烈抨擊程度與俄羅斯自己的行為關係不大,而與美國在解決自身問題時的進展狀態有更多聯繫。
這些都不是說美國不應該批評俄羅斯。但評判應滿足以下兩個條件:俄羅斯與出現的任何問題之間存在明確且重要的聯繫,並且美國的做法可能會改變俄羅斯的行為,從而向著確切目標前進。而取消在莫斯科的會晤不符合任何一個上述條件。
人們口中的其他那些懲罰俄羅斯的方式,比如抵制奧運會、讓格魯吉亞加入北約(NATO)、加速美國導彈防禦系統的部署,也都不可能產生什麼積極影響。如果美國真的想要站出來向普京傳遞一個信息,就應該先處理好自己國內的事務,來展示我們擁有促進自身利益所需的制定政策的創造性與智慧和執行政策的意志與技巧。
【紐約時報中文網/托馬斯·格雷厄姆】(作者)在2004年至2007年間曾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俄羅斯事務高級主任。) 2013/08/28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30828/c28graham/zh-h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