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有多重視上海自貿區？

20年前，當鄧小平想要向世界傳達中國依然是個開放市場的信息時，他將上海作為“南巡”講話的其中一站。

那次旅程被作為中國現代經濟命運的轉折點被載入了中共史冊。這是鄧小平旨在戰勝北京保守派對手的策略之一，1989年天安門事件后保守派獲得了控制權。那次旅程也彰顯出高層對上海所珍視的一個目標的認可，那就是重拾已失去的作為東亞金融中心的榮耀。據報道，鄧小平當時說，這將耗時數年，但我們現在就應該采取行動了。

通過在上海露面，鄧小平傳達出了一條清楚的、且非常個人化的信息，那就是經濟改革被重新提上議程。

上個月上海自由貿易區啟動儀式顯然也有類似的歷史意義。在中國，市場化改革已經被拖延了10年，主要是受到中央機構、地方政府和國有壟斷企業中的既得利益者阻攔。因此上海自貿區的成立不禁讓人預期，新領導層打算完成上世紀90年代鄧小平未完成的改革議程。

然而有一位重要人物缺席了這一啟動儀式—上海自貿區的主要支持者之一、中國總理李克強。

李克強的缺席引發了有關中國經濟改革者是否真的重新掌權的疑問。

李克強委派商務部長（他的班底權力最小的成員之一）參加了此次活動，一些人認為此舉說明上海自貿區的地位被降低了，或者該自貿區已成為高層分歧的焦點。

此舉的象征意義非常重要，因為中國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前景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上海自貿區的成功。而且該自貿區的啟動正值中共一個關鍵會議即將于11月召開之際，這次會議將發布政府未來10年的經濟議程。

上海自貿區占地僅11平方英里（合28平方公里），但被大肆宣傳為金融創新的孵化器，其影響最終將延伸至全國。對該自貿區來說，最重要的問題包括實現利率市場化以及使跨境資本流動更加便捷。這些改革必然會引發更大范圍的改革，使信貸流向最需要的領域（在物流和保健等領域中推動消費經濟發展的中小企業）。這是一場大規模改革的關鍵部分，這場改革旨在讓依賴投資和出口推動的經濟增長實現再平衡

還有一些令人擔憂的跡象。中國官員迄今尚未就上海自貿區的運行發布詳細的指導方針。

這令投資者難以弄清該自貿區是否會像他們預期的那樣成為局勢改變者，或者呈現更溫和的改革，抑或根本不會有任何改革。

人們在很大程度上認為，自貿區將會完全顛覆中國對待外國投資的傳統方式，即除了明確允許的情況之外的所有領域商業活動都被禁止。在自貿區內，除了明確禁止以外的所有活動都是允許的—即所謂的負面清單的辦法。然而這個清單包括了成百上千的禁止領域，不過明年可能被修訂。

瑞典市場調查公司Handelsbanken Capital Markets的亞洲公司理財特別顧問Frederic Cho說，很多人都抓著腦袋說，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上世紀90年代曾經在上海工作。

自貿區當然有不少知名的支持者。中國最受尊重的獨立媒體集團之一財新傳媒(Caixin Media)的總編胡舒立寫道，自貿區“很可能”標志著第三次改革浪潮，此前的兩次是80年代為外國投資設立經濟特區，以及中國在世紀之交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前美國財長鮑爾森(Henry Paulson)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上撰文，說自貿區證明了中國改革前景比90年代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好。

然而，在針對自貿區展開各種討論的同時，卻又缺乏實實在在的行動，這之間讓人感到有種奇怪的不協調。迄今為止，幾乎唯一激起人們興奮的只是在香港上市、名稱中帶有“上海”的公司。有幾家這種公司的股價飆升，因為人們籠統地預期自貿區將會為這些公司帶來業務。

相比之下，鄧小平視察上海馬上就引發了企業蜂涌進入這個城市。由于缺乏辦公空間，跨國公司紛紛擠在酒店套房里。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在上海商城找到了一個位置，但只能修建一個延伸建筑，占據了原先的網球場。上海商城是當時上海市內的少數現代化辦公區之一。

上海進行了狂熱的大改造。曾經一度，全世界每五台建筑起重機就有一台在上海運行。

這一次，美國企業似乎基本上無動于衷：到目前為止，花旗集團(Citigroup Inc.)是唯一一家申請在自貿區內經營的美資銀行。

代表眾多美國最大企業的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在不久前給成員的一封信中說，運營細節仍然很少。信中還說，自貿區的吸引力仍然取決于尚未最終成型的進一步政策決定。

鄧小平是一位政治戰術大師，并運用這些戰術巧妙地戰勝了反對改革的保守派。他采取了以謹慎聞名的漸進方法來實施經濟改革—“摸著石頭過河”—但在重大時刻也并不怯于決斷。他還極其擅長讓中國民眾和全世界接受他的觀點。

綜上所述，現在還為時過早，難以判斷中國新一屆領導層是否有著與鄧小平同樣的政治敏銳，以及他們能否實施影響深遠的改革。

Cho說，我完全相信，李克強急切地想讓事情發展下去，但阻力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