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美防務合作中的空海一體戰

冷戰以來，日美安保條約一直是維持地區安全格局的一個重要因素。美日同盟作為一個關鍵機制，確保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和對地區安全的保證。除了日本自衛隊(JSDF) 自身軍事能力的現代化進程；美國駐日本軍事基地；和基於《日美防務大綱》（Japan-U.S. Defense Guidelines） 的美日軍事合作都對日美聯盟和亞太地區安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日美預算緊張的這一時期恰逢中國崛起，這使得兩個同盟國在防務合作上需要開展更多有創造性的討論。中國為發展其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能力投入了巨大的資源。並且，中國的快速經濟增長將可能引起全球戰略格局中的“權利轉移”。 就算在沒有明顯的“權利轉移”的情況下，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也會改變地區戰略平衡。即便是不考慮中國軍事崛起帶來的戰略意義，美國和日本長時間的經濟停滯也意味著這兩國的國防預算在近幾年都不會有明顯增長。

為了讓日美同盟保持其影響力，和在地區和平與穩定中扮演關鍵角色，同盟需要在廣域的軍事合作框架內更好的適應不斷變化的地區戰略現實。因為解放軍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將會改變地區短期的軍事平衡，美國和日本需要進一步提升其防務合作，以保持其在新軍事形勢下的威懾力。基於2010年12月發佈的《國家防衛計畫指南》（National Defense Program Guidelines），本文將試圖分析中國崛起帶來的潛在威脅，和日本的戰略思維走向，並且在總結這些問題的同時對下一階段防務合作中的“盟軍空海一體戰”提出建議。

應對挑戰：反介入/區域拒止和機會主義漸進式擴張

在9.11災難恐怖襲擊後3周發表的2001年版《四年防務評估報告》（2001QDR）中的《創造21世紀美軍》這一章有這樣一段話：

未來的對手將有能力使我們在海外的大部分軍事投放能力失效。結合彈道和巡航導彈的飽和攻擊將會阻攔或者延遲美軍進入其海外基地，機場和港口。先進的防空系統將可能阻攔除了隱形飛機以外的所有進入敵方領空的嘗試。軍用和商用太空能力，高視距雷達（over-thehorizon radars）和無人駕駛隱形飛機都將會賦予敵方實施對美軍和美國資產進行廣域監視，跟蹤以及瞄準的能力。反艦巡航導彈，高級柴油動力潛艇和水雷都將威脅美國海軍和兩栖作戰部隊在沿海區域的行動能力。因此，美國應該開發一些新的力量投射能力以應付這些挑戰。對手還可能利用戰略縱深來發揮其優勢。能夠廣域內發射的移動彈道導彈系統將進一步加劇反介入和區域拒止的威脅，另外對手還可能將地基鐳射反衛星武器和太空封鎖武器等部署在其領土的深處。

因此，改革的一個關鍵目標就是發展能阻礙潛在對手需求庇護所的手段。這可能需要開發能在不同深度的禁入區進行持續監控，精確打擊，和部隊調遣的能力。

除了反艦彈道導彈(ASBM),2001年《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準確的預測了幾乎所有讓當今戰略家們擔心的挑戰。正如2001《四年防務評估報告》所證實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已經成為美國戰略界過去10多年在國防規劃方面所遇到的一個重要的擔憂。

這些強勁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所帶來的威脅可大概分為兩類：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對固定基地的威脅；彈道導彈，巡航導彈以及潛艇對包括海軍戰艦等可移動資產的威脅。第一種威脅從1940年代發明彈道和巡航導彈以來就一直存在-因此有效地對抗措施已經存在。但是要開發對抗第二種威脅的能力就相對困難。一個軍隊要想開發出能夠實實在在打擊移動目標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需要首先開發出能用作目標獲取和能夠把目標資訊從感應器傳遞到放射裝置的即時情報，監視與偵察(ISR)能力。然而這些任務都屬於高難度，即便1991年海灣戰爭中“飛毛腿搜尋”（Scud Hunt）空戰對於美軍來說也是一個艱苦的考驗。

解放軍是否能在短期內取得以上這些綜合能力還很難說。但從它現在投入到太空資產上面的鉅資和對資訊化強調的程度來看，它打擊移動目標的能力肯定會逐漸提升。

固定基地都較脆弱，戰場內基於固定空軍基地的作戰更是面臨巨大挑戰。在先進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背景下，來自戰區外部的海軍進攻和增援也會受到限制。因此，盟軍合作也需要能適應這些未來戰鬥挑戰。

對於日本來說，來自比這些高端威脅（例如中國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級別低一些的挑戰也屬於主要的擔憂。2010年12月發佈的《2010防衛大綱》（National Defense Guidelines，2010 NDPG）就明確提出了這些擔憂。 防衛大臣北澤俊美在對《2010防衛大綱》的評論中就提到了頻繁的包圍軍隊和政府組織的活動/行動，和潛在的安全環境惡化問題。為了應對這些問題，北澤俊美強調了持續性和戰略性的執行包括情報，監視和偵察(ISR)在內的這類操作的必要性。

在中國東海地區的摩擦逐漸增多，圍繞氣田附近專屬經濟區(EEZ)邊界問題，中國對日本領土宣示主權，和中國在這些問題上採用的機會主義漸進式的擴張都使人感到不安。有鑒於此，《2010防衛大綱》強調了持續和長期的情報，監視和偵察(ISR)運作和在中國東海的海上巡邏的重要性，並將其列為日本“動態防衛軍”（Dynamic Defense Force）的高度優先任務。

因為在這個區域與日俱增的海洋和天空活動，使得保持“活動性平衡”已經成為維持中日之間戰略均衡的必要條件。

日本的戰略思維：動態威懾

《2010防衛大綱》是日本新防衛政策的重點。它分析了日本的安全環境，為日本自衛隊(JSDF) 定義了其角色，任務和能力，以及其部隊結構。到目前為止，《防衛大綱》一共出了四版，1976版，1995版，2004版和2010版。作為自衛隊以後五年用作改造其部隊結構的採購計畫，日本政府在《2010防衛大綱》發佈的同一天還發佈了《中期防衛專案》(MTDP)。

《2010防衛大綱》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其提出的“動態防務力量”概念，其下包括因提高後的軍事技術和情報能力而變得更加重要的一些概念如：敏捷性，移動性，靈活性，可持續性，以及多功能性。“動態防務力量”認識到除戰爭時期軍事行動與和平時期軍事行動外，軍事力量還有另外一種角色和任務，那就是被稱為“灰色地帶”的一種介於戰爭時期軍事行動與和平時期軍事行動兩者之間的一種行動。回顧海灣戰爭後近些年的軍事行動，我們發現大部分軍事行動都屬於在這個“灰色地帶”的行動。

伊拉克戰爭中的北部觀察（Northern Watch）/南部觀察（Southern Watch）行動，在波士尼亞跟科索沃的維和行動，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反叛亂/維穩行動，在索馬里海岸附近的反海盜行動，和其他一些聯合國維和行動等。這些行動的強度雖然低於常規戰爭中的的軍事行動，但又高於傳統的維和任務，例如，對常規戰爭所做的訓練和準備。《2010防衛大綱》把未來戰略格局中的挑戰稱為：“一種非真正戰爭，但也不是完全和平狀態的一種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帶”。 這種針對高強度衝突一下的軍事行動不光是未來，而已經是當前安全環境下的一種普遍威脅。針對這種灰色地帶的軍事行動往往都是突發事件，並且持續時間較長。這也是為什麼“動態防務力量”強調敏捷性和可持續性的原因。

一個更加“動態”的自衛隊，對於同全球軍事行動保持一致性和應對地區安全形勢都至關重要。儘管中國不大可能會對日本進行大規模常規兩栖入侵，但如果日本為其打開“機會之窗”或讓其感到在中國東海存在一個“權力真空”，那麼北京的“機會主義漸進式擴張”勢必繼續進行下去。換句話說，作為一項預防措施，日本自衛隊的一個重要角色就是不要給中國展示這個“機會視窗”。

而“動態威懾”就是為了抵消這種漸進式擴張而產生的“動態防務力量”的一個關鍵組成部分。 根據威懾理論，威懾力在一些情況下可能失效，例如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和探測（probing）。 既成事實是指敵方試圖在對方還沒有足夠時間反應，措手不及的情況下採取的一種試圖改變現狀的戰略嘗試。而探測是指敵方試圖瞭解對方威懾承諾底線的一種挑釁行為。日本擔心中國在東海的機會主義漸進式擴張會帶來以上兩種挑戰，並且這些挑戰都很難以阻止。

動態威懾的產生主要是因為擔心那些為了阻止高端常規衝突而設計的傳統威懾力（deterrence posture）不能應付這些新的挑戰。它的主要目標是彌補上面提到的既成事實和探測這兩種傳統威懾力難以對付的情況。威懾主要通過長期持續的情報，監視與偵察(ISR)，資訊收集，軍事演習和以通過國際合作或災難救援形勢開展的軍事行動展示出來的作戰效率和敏捷性來實現。

下階段日美在反介入/區域拒止環境中的防衛合作

解放軍的軍事現代化進程帶來了兩種不同的安全擔憂：反介入/區域拒止和漸進式擴張。這些問題需要以不同的能力組合來應對：高端先進的常規軍力部署針對第一種擔憂，持續穩定的情報，監視與偵察(ISR)運作和海上巡邏針對第二種擔憂。從防衛規劃角度看，第一種措施可能需要具備能夠從反介入/區域封鎖區域之外發射的遠端打擊能力，或者增強固定基地網路的恢復重組能力。而另一方面，對於第二種措施，開支應該側重於運行和維護，而不是採購。因此，如何將這些對抗措施“聰明”的結合在一起將是下階段日美防務合作中最重要的挑戰。

總的來說，設計這個“動態威懾”是要以逐漸增多日本自衛隊在中國東海的活動來關閉“威懾視窗”。在這種背景下，美國在日本的軍事存在將增強自衛隊關閉這個“視窗”的能力，更能通過共同部署自衛隊和美軍，聯合軍演和聯合情報監視和偵察(ISR)活動來增強“動態日美防務合作”。 介於高度敏捷的兩栖作戰隊在沖繩的存在，中國軍隊的決策者們在考慮實施在東海進行“漸進式擴張”的時候不得不面對將同美軍交戰的可能。這將使北京的計畫過程更加複雜，其“漸進”的程度也會變緩，從而使日本的應對變得相對容易。結合日本“動態”的日常活動和美國的“靜態”存在，“動態威懾”將可能成為針對既成事實和探測行為的強效威懾力。以這種方法，針對“機會主義漸進式擴張”的結合式威懾將能有助於防止危機的產生。

防止機會主義漸進式擴張雖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也不是威懾力部署的全部。如果沒有一個針對高端衝突的威懾部署，要阻止具有有計劃擴張（deliberate expansion）（不同於機會主義擴張）決心的敵對力量將會相當困難。針對機會主義漸進式擴張的“動態威懾”應該同高端應急威懾相結合以應對有計劃擴張（同時為應付事態升級做好準備）。而盟軍聯合組織應對反介入/區域拒止是另外一項非常重要的地區威懾部署。介於日本注意力主要放在了反機會主義漸進式擴張，作為協作努力，針對應急式威懾的盟軍合作將會更重要。不過自衛隊在針對機會主義漸進式擴張的“動態威懾”中扮演最主要的角色。

即便是在美國國防預算緊縮的情況下，抵消反介入/區域封鎖都被列為美軍國防預算所考慮的高級別挑戰之一。2012年1月出版的《國防戰略大綱》也強調了抵消反介入/區域拒止的重要性，並把“在反介入/區域拒止情況下保持武力投射能力”列為十個主要任務之一。

因為《國防戰略大綱》主要是為2013財年的國防預算提供一個戰略基礎，因此分析2013財年預算提案將能瞭解國防部是否想實現大綱中所列戰略優先專案。儘管《國防戰略大綱》強調了抵消反介入/區域拒止的重要性，但要評估這次預算到底有沒有把它優先還是較困難。不過在2013財年程式性決議中包括了很多支援抵消反介入/區域拒止的專案，例如開發新型遠端轟炸機 和維護11個航母戰鬥群，同時還決定在2013財年開始建造一艘新的航母。另外，包括全球鷹(Global Hawk) ，波音P-8A海神海上巡邏機（P-8A Poseidon maritime patrol aircraft），E-2D艦載空中預警機（Carrier based aerial early-warning aircraft）在內的有人和無人控制的海上情報監視和偵察能力都將“重新建構”。不管2013財年預算怎麼決定，從戰區半徑來看，當今和下一代基於陸地的戰術飛機（如F-15, F-16, F-22, 和F-35）都將需要在戰區內設立空軍基地來支持其戰鬥力。因此，因為缺乏上述資產，不論是美國空軍還是海軍，要想從反介入/區域拒止範圍之外發起攻擊都不大可行。要想通過這些“傳統”資產來保持和增強威懾力，就必需得為這些資產改善戰鬥基礎設施的恢復重組能力。更確切的說，應該大量投入到增強戰區內基地和部署在前沿的航母的恢復重組能力以增加戰鬥效率。“恢復重組能力”將會是在反介入/區域拒止環境下作戰的關鍵。從現有的防務合作項目來看，火力投射能力在近些年不大可能有革命性的提升，而盟軍還需要繼續依靠如陸基戰術轟炸機和航空母艦在內的傳統資產。而這些資產需要能在面對反介入/區域拒止威脅時具有“恢復重組”能力，彈道/巡航導彈和潛艇就屬於這類範疇。至於說如何具備恢復重組能力，其實前緣基地的脆弱性也能轉變為一直優勢。例如，只要作戰部隊能保持戰區內基地的運行，這些基地都能夠被用作地中轉站來有效地抵消反介入/區域拒止的威脅。這主要是因為這些基地已經部署在戰區內，因此不用擔心是否有進入這一個區域的能力。總的來說，“恢復重組”和“前沿”駐紮基地應該被作為抵消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的一個關鍵部分。除此之外，一個具備“恢復重組能力”的基地結構也能夠消除敵方先發制人攻擊所取得的優勢，從而確保危機時的穩定性。

有幾個措施可以增加在戰區內基於地面基地運行的空中資產的重組能力。除了基於轟炸機的空中防護，如導彈防護一類的積極防護，和如物理硬化設施和戰術性分散戰區內基地等一類消極防護，都是潛在的增強恢復重組能力的措施。日美防務合作方面，除了可在導彈防禦方面更緊密的合作，還可以利用自衛隊空中防務行動和美軍空襲同步行動，兩國戰鬥機分隊共用空軍基地等措施，這些都將有利於建設更具恢復重組能力的威懾部署。

海軍方面，核心是如何增強航空母艦和兩栖部隊的重組能力。反艦導彈，巡航導彈以及潛艇威脅都會給這些移動資產帶來很大風險。儘管反艦彈道導彈（ASBM）任然是一個嚴重威脅，但戰區內陸上空軍基地提供的空中掩護和反潛戰(ASW)將能降低這些不安全因素。而水下威脅方面，擁有新型海上巡邏機（P-1，本土研發的海上巡邏機）的海上自衛隊反潛能力（MSDF ASW），和從16輛增加到22輛後的強化潛艇艦隊（《2010防衛大綱》的決定），都將成為增強美國海軍和兩栖作戰部隊的恢復和重組能力的關鍵因素。同時，如果沒有一個具備恢復重組能力的陸上基地結構，空中掩護和反潛戰都將難以展開。在這方面，強化後的空中和海上恢復重組措施其實是緊密相連的，而這些努力應該發展成能給軍隊之間帶來更多協同能力的一種方式。不管是海上還是空中，自衛隊和美軍能力的整合對於提升恢復和重組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簡而言之，聯合空軍海軍再加上日本自衛隊和美軍的整合應該能形成一個在下階段日美“盟軍空海一體戰”的核心主題。

總結

最終分析結論是，一個崛起的中國明顯正在改變東亞的戰略平衡。儘管這種改變在五至十年內也許不至於會引起全球的“權利轉移”或領導權的轉變，但它確帶來了兩種挑戰，而這些挑戰是可以通過強化日美防務合作來解決的。

第一種挑戰是日本對中國在東海地區的機會主義漸進式擴張的擔憂。為了解除這些憂慮並防止危機產生，日本在《2010防衛大綱》中提出了“動態防務”這一概念。其目標將主要通過自衛隊的“動態”活動來實現，而美軍的“靜態”軍事存在將會是強化日軍這一努力的重要支持。

第二，中國快速的軍事現代化進程使得解放軍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不斷加強，這將成為日美防務合作的一大難題。地面固定基地和航母都將面對這些未來威脅，而美軍在這些資產上的作戰基地也將受到很大的約束。為了抵消這些區域“拒止”或“拒絕”進入，前沿基地結構需要更具恢復和重組能力。

另外，海上和空中的的恢復重組能力的開發應該雙管齊下。更重要的是，空中和海上的開發需要以一種協同的形式來同步推進。

“盟軍空海一體戰”是推進日美軍事合作的關鍵。在這兩個領域（空中和海上），日美合作都將成為“武力倍增器”。因此，日美應該在這兩方面同時構建抵消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的措施。儘管空海一體戰在兩軍防務合作上沒有正式確定，但是它很明顯是一個能在空中和海上克服反介入/區域拒止威脅的有效措施。介於日美盟軍合作對發展恢復重組能力的重要性，美軍應同日本合作開發抵消反介入/區域拒止的能力。從這方面來看，“盟軍空海一體戰”將會成為下一步日美防務合作的關鍵概念。

知遠／廖凱2012年05月23日15:26

http://mil.sohu.com/20120523/n343904206.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