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共20屆五中全會的「從嚴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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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20屆五中全會自本（10）月26日起一連4天在北京召開。這次全會的主要工作是審議《中共中央關於持之以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共面對當前的內外形勢，這次全會強調「黨的建設」（以下簡稱「黨建」）工作，確實有其特殊的意義。
趙春山／評論
中共20屆五中全會自本（10）月26日起一連4天在北京召開。這次全會的主要工作是審議《中共中央關於持之以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共面對當前的內外形勢，這次全會強調「黨的建設」（以下簡稱「黨建」）工作，確實有其特殊的意義。
在外部形勢方面，中共正經歷習近平所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被視為習重要智囊的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鄭永年，日前出席一項學術研討會時指出，當前世界面臨了四大危機和一大挑戰：
四大危機包括：1，地緣衝突，如伊朗戰爭；2，世界經濟失衡影響各國發展；3，文明衝突，如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間的複雜關係；4，全球治理，如國際規則和制度安排受到破壞，而削弱了國際合作的基礎。
一大挑戰主要是指人工智能帶來的技術風險，包括：1，技術失控；2，對政治經濟和社會各種領域帶來的系統性衝擊；3，加劇社會不平等，並對人類自身的認知和判斷能力帶來的衝擊。
內部形勢方面，當全會開幕時，中共《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署名「任仲平」的評論文章指出，「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5週年的重要節點，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在『十五五』開局之年」，這次全會研究「從嚴治黨」若干重大問題，「對於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實現黨的使命任務意義重大。」
文章特別列舉，中共面對長期存在的「四大考驗」（執政、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及外部環境）和「四種危險」（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及消極腐敗），強調「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
外界有人認為，習近平要藉從嚴治黨強化「兩個維護」，即「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和「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但習目前集中共黨、政、軍權力於一身，領導地位已經相當穩固。治黨的重點應如熟悉內情人士所說：「持之以恆」強調時間的長度；「全面」強調範圍廣度；「從嚴」則強調措施的力度。
「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被毛澤東視為他「革命」的「三大法寶」。在「後革命」時期，「黨建」的主要任務就是維持共產黨的永續執政。在這方面，中共記取了前蘇聯倒台的教訓。
在「蘇東劇變」後，大陸政治學者劉吉即指出：「根本問題出在執政的共產黨內部。因為這些垮掉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發生劇變以前，都是共產黨一黨執政。在這種體制下，執政黨的手中擁有無限的權力。也正因為如此，共產黨的狀況也就直接決定著黨的命運、國家的命運和社會主義改革事業的命運。」
共產黨的狀況就出在貪腐問題。腐化會削弱中央領導權威，進而造成基層組織的渙散。習近平深知問題的嚴重性，他上任以來即大力展開「反腐」運動。據港媒統計，過去一年已有22名中央委員、6名中央候補委員落馬或遭罷免人大代表職務，加上10多名軍方或黨政中央委員「失蹤」多時。這些人或多或少都和貪腐有關。
在這種情況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政治研究員牛犇（Neil Thomas）預測，全會後可能出現幾項變化：如重大項目和財政支出的監管加強，黨委書記的問責機制強化，更多利用大數據查處腐敗，地方官員面對更嚴格的監管，紀檢部門的權力進一步擴大。
有外媒因五中全會接近明年中共「21大」，故提出習近平是否再連任，以及中共最高領導層改組的問題。
研判共黨國家的領導權力轉移本有相當難度。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共黨問題專家畢亞勒（Seweryn Bialer）就指出：沒有一套預先確立最高領袖執政期限的規定。既缺乏那套涉及職位任期的規定，提供每一名執政者那些相似的權責、權力和影響力；也沒有前例可循作為在位者讓與權位的標準。最重要的是，在選擇新領袖，以及隨後在穩固其地位的過程中，共黨專政體制較其他民主政治或權威性政權，更難預測和更不穩定。
目前沒有明顯的繼承人選浮上檯面，習近平留任不是問題；但在共黨國家領導權力轉移的過程中，一般都會出現個人權力集中化的傾向。研判在習近平之後，中共不會有強人統治的可能，因此，如何讓繼承問題制度化，將是習任內無法坐視的課題。
各方關注全會的另一個焦點是，習近平為「21大」所進行的各項人事籌備工作。香港《南華早報》分析，這項權力交替的核心在於出生於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的中共「第7代」幹部（常被稱為「7G」），將在下階段的領導層布局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第7代晉升對於塑造中共未來的政治走向至關重要。
習近平用人強調對黨的忠誠，但根據《南華早報》的分析，這次五中全會把全面從嚴治黨列為主題，幹部廉政與紀律或將成為中共「21大」晉升或留任條件，可能為未來黨代表遴選及高層改組預作準備。
除此之外，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魏德曼（Andrew Wedeman）對BBC中文表示，北京真正希望解決的不只是腐敗，更是官僚體系的執行力。執行力包含落實中共對內對外政策的能力。
經濟是下層基礎，大陸學者認為，當前中共面對的經濟問題是「轉型」及「分化」：前者指的是以AI和高端製造為代表的新動能逐步取代房地產、基建等舊動能，然短期內無法完全填補經濟成長缺口；後者指的是供需、產業、區域及收入等領域出現「K型分化」，尤其供強需弱及居民收入分配兩極化，致宏觀數據與民眾感受不同。
對外政策的重點是處理與美國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中美兩國領導人年底將有兩次見面的機會，川普個人的不可預測性和美國的中期選舉，都是重要的變數。
【圖片為文章示意圖，資料照】
中共20屆五中全會自本（10）月26日起一連4天在北京召開。這次全會的主要工作是審議《中共中央關於持之以恆推進全面從嚴治黨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共面對當前的內外形勢，這次全會強調「黨的建設」（以下簡稱「黨建」）工作，確實有其特殊的意義。
在外部形勢方面，中共正經歷習近平所說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被視為習重要智囊的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鄭永年，日前出席一項學術研討會時指出，當前世界面臨了四大危機和一大挑戰：
四大危機包括：1，地緣衝突，如伊朗戰爭；2，世界經濟失衡影響各國發展；3，文明衝突，如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間的複雜關係；4，全球治理，如國際規則和制度安排受到破壞，而削弱了國際合作的基礎。
一大挑戰主要是指人工智能帶來的技術風險，包括：1，技術失控；2，對政治經濟和社會各種領域帶來的系統性衝擊；3，加劇社會不平等，並對人類自身的認知和判斷能力帶來的衝擊。
內部形勢方面，當全會開幕時，中共《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署名「任仲平」的評論文章指出，「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5週年的重要節點，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在『十五五』開局之年」，這次全會研究「從嚴治黨」若干重大問題，「對於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實現黨的使命任務意義重大。」
文章特別列舉，中共面對長期存在的「四大考驗」（執政、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及外部環境）和「四種危險」（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脫離群眾及消極腐敗），強調「全面從嚴治黨永遠在路上」。
外界有人認為，習近平要藉從嚴治黨強化「兩個維護」，即「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和「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但習目前集中共黨、政、軍權力於一身，領導地位已經相當穩固。治黨的重點應如熟悉內情人士所說：「持之以恆」強調時間的長度；「全面」強調範圍廣度；「從嚴」則強調措施的力度。
「統一戰線」、「武裝鬥爭」和「黨的建設」，被毛澤東視為他「革命」的「三大法寶」。在「後革命」時期，「黨建」的主要任務就是維持共產黨的永續執政。在這方面，中共記取了前蘇聯倒台的教訓。
在「蘇東劇變」後，大陸政治學者劉吉即指出：「根本問題出在執政的共產黨內部。因為這些垮掉的社會主義國家在發生劇變以前，都是共產黨一黨執政。在這種體制下，執政黨的手中擁有無限的權力。也正因為如此，共產黨的狀況也就直接決定著黨的命運、國家的命運和社會主義改革事業的命運。」
共產黨的狀況就出在貪腐問題。腐化會削弱中央領導權威，進而造成基層組織的渙散。習近平深知問題的嚴重性，他上任以來即大力展開「反腐」運動。據港媒統計，過去一年已有22名中央委員、6名中央候補委員落馬或遭罷免人大代表職務，加上10多名軍方或黨政中央委員「失蹤」多時。這些人或多或少都和貪腐有關。
在這種情況下，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中國政治研究員牛犇（Neil Thomas）預測，全會後可能出現幾項變化：如重大項目和財政支出的監管加強，黨委書記的問責機制強化，更多利用大數據查處腐敗，地方官員面對更嚴格的監管，紀檢部門的權力進一步擴大。
有外媒因五中全會接近明年中共「21大」，故提出習近平是否再連任，以及中共最高領導層改組的問題。
研判共黨國家的領導權力轉移本有相當難度。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共黨問題專家畢亞勒（Seweryn Bialer）就指出：沒有一套預先確立最高領袖執政期限的規定。既缺乏那套涉及職位任期的規定，提供每一名執政者那些相似的權責、權力和影響力；也沒有前例可循作為在位者讓與權位的標準。最重要的是，在選擇新領袖，以及隨後在穩固其地位的過程中，共黨專政體制較其他民主政治或權威性政權，更難預測和更不穩定。
目前沒有明顯的繼承人選浮上檯面，習近平留任不是問題；但在共黨國家領導權力轉移的過程中，一般都會出現個人權力集中化的傾向。研判在習近平之後，中共不會有強人統治的可能，因此，如何讓繼承問題制度化，將是習任內無法坐視的課題。
各方關注全會的另一個焦點是，習近平為「21大」所進行的各項人事籌備工作。香港《南華早報》分析，這項權力交替的核心在於出生於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的中共「第7代」幹部（常被稱為「7G」），將在下階段的領導層布局中扮演更重要角色，第7代晉升對於塑造中共未來的政治走向至關重要。
習近平用人強調對黨的忠誠，但根據《南華早報》的分析，這次五中全會把全面從嚴治黨列為主題，幹部廉政與紀律或將成為中共「21大」晉升或留任條件，可能為未來黨代表遴選及高層改組預作準備。
除此之外，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政治學教授魏德曼（Andrew Wedeman）對BBC中文表示，北京真正希望解決的不只是腐敗，更是官僚體系的執行力。執行力包含落實中共對內對外政策的能力。
經濟是下層基礎，大陸學者認為，當前中共面對的經濟問題是「轉型」及「分化」：前者指的是以AI和高端製造為代表的新動能逐步取代房地產、基建等舊動能，然短期內無法完全填補經濟成長缺口；後者指的是供需、產業、區域及收入等領域出現「K型分化」，尤其供強需弱及居民收入分配兩極化，致宏觀數據與民眾感受不同。
對外政策的重點是處理與美國的「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中美兩國領導人年底將有兩次見面的機會，川普個人的不可預測性和美國的中期選舉，都是重要的變數。
【圖片為文章示意圖，資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