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恐怖、政治暴行 新竹縣民，站出來守護家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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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不只是吳子嘉一個人的事，也不只是《美麗島電子報》的事，而是所有新聞工作者、所有消息來源，以及每一位需要真實資訊的人民，都應該關心的事。
作者／吳子嘉
一、十月二十二日，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先把事實講清楚，讓讀者自己判斷。十月二十二日，新竹地檢署指揮人員，同時搜索我的住處與《美麗島電子報》辦公室。我的手機被扣押，我被帶去警詢。警詢結束，我就被請回，沒有移送新竹地檢署複訊，沒有交保，也沒有聲請羈押。
但這次搜索的影響，不能只用「訊後請回」四個字帶過，因為被搜索的，是一家正在運作的新聞機構。根據現場員工向媒體轉述，搜索期間，辦公室人員被要求停止操作電子設備、暫停手邊工作。當晚原本預定的直播，也因為我被帶走調查而停播。
這不是想像中的新聞自由問題。一個每天面對觀眾的節目，當天無法播出；一家正在運作的媒體，工作被迫中斷。這些都是真正發生的事。
檢方表示，搜索是為了向上溯源、追查其他可能涉案者及保全證據。我知道，檢方持有法院核發的搜索票，但搜索票不是所有疑問的終點。搜索新聞機構，是否充分考慮新聞自由的特殊性？搜索範圍究竟有多大？與案件無關的新聞資料，如何保護？這些問題，司法機關應該接受檢驗！
二、扣押新聞工作者的手機，問題更嚴重
我要特別談我的手機。不是因為一支手機值多少錢，而是因為新聞工作者的手機裡，可能有採訪聯絡紀錄、新聞調查資料、尚未公開的線索，以及消息來源提供的資訊。
有人願意向媒體提供資料、揭露公共弊端，是因為相信媒體會保護他的身分。手機被扣押了，國家要如何保護這些資料？與案件有關的資料，範圍如何界定？與案件無關的資料，能不能被檢視？新聞工作者與消息來源的聯繫，有沒有受到保障？如果取得的資料超出必要範圍，人民如何救濟？
這不只是吳子嘉個人的隱私問題，這是新聞自由的問題！新聞自由，不只是記者可以寫文章，也包括新聞機構能獨立採訪、調查與報導，包括消息來源能在法律保障下，向媒體提供公共利益資料。
這些保障一旦受到不必要的侵害，新聞調查就會受影響，最後失去重要公共資訊的，是人民！新聞自由不是新聞工作者的私人利益，而是人民知的權利！
三、五年以下的罪名，為什麼需要這樣的偵查手段？
他們說我涉嫌違反選罷法第一百零四條，法定刑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不是說這類案件不能搜索，我問的是：有沒有必要？
我的住處在哪裡、辦公室在哪裡，大家都知道。我天天在螢幕前面講話，要找我，一張傳票，我就會到案！一次警詢就把我請回，連複訊都不需要，當初為什麼需要搜索？為什麼一定要搜索我的住處？為什麼一定要搜索新聞機構？為什麼一定要扣押我的手機？
檢方說要追查案情、保全證據。那麼，理由與手段是否相稱？有沒有侵害更小的方法？憲法第二十三條要求，限制基本權利必須符合比例原則；偵查手段涉及新聞機構時，更應審慎。國家有權調查犯罪，但國家權力不能沒有界線！
四、彭姓男子，為什麼被羈押禁見？
我關心的不只是我的手機，還有一位新竹縣彭姓民眾。檢方指控，他涉嫌參與選舉文宣的製作、印製與散發。
我要在這裡講清楚：我在警詢筆錄中已經明確陳述，彭先生是「派報負責人」，他接受我的委託，從事合法的派報工作，沒有提供任何檢方所指的「不實」文宣。委託他的人是我，我的筆錄也已經做了。
十月二十一日，檢察官聲請羈押禁見，法院裁准，理由包括犯罪嫌疑重大，以及有逃亡、滅證、串證之虞。
一個人還沒被判有罪，就被限制自由，這是何等嚴肅的事情！羈押、禁見的必要性如果已經消失，就應該依法重新檢視。不論被羈押的人是誰、政治立場是什麼，都應該享有相同的法律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不能只掛在牆上！
五、一位派報員的國籍，就能推出境外勢力？
媒體出現外籍派報人員的說法，鄭朝方陣營也曾提及。但我要告訴讀者，警詢時，警方完全沒有問到境外勢力介入選舉。
我委託彭先生的，是派報的勞務服務。派報員怎麼找、找了誰，我沒有過問，也不知道有外籍派報員。派報員是領工資、做工作的基層勞工；他是哪國人，和有沒有境外政治指揮，是兩件事。
六、《美麗島電子報》為什麼要調查鄭朝方家族？
我們為什麼要調查新竹縣的土地交易與資金爭議？因為這涉及公共利益。一位縣長候選人的誠信、財產交易、利益關係，以及是否適合擔任公職，本來就應該接受媒體監督。
九月八日、九日，我具名向台北地檢署告發。土地交易中一億八千萬元款項的性質，要查清楚；一千兩百多萬元的支票，也要查清楚。資料，我一份一份整理；疑點，我一件一件提出，也要求當事人說明。
我必須強調，這些是告發內容，是需要調查的疑點。是不是犯罪，由檢察官偵查，由法院依證據判斷。媒體提出的資料有錯，就應該更正；指控不實，就應該依法負責。但不能因此否定新聞機構監督政治人物的職責。
一個民主社會，如果媒體不敢調查候選人，人民要從哪裡得到重要資訊？如果消息來源害怕曝光，還有多少人願意揭露弊端？如果記者擔心採訪紀錄被不當取得，新聞調查又會受到什麼影響？這些問題，比吳子嘉個人的得失重要得多！監督政治人物，是新聞機構的責任；接受監督，是候選人必須面對的事。
七、我告發的案子，究竟查到哪裡？
這是我非常在意的事情。九月我提出告發，資料交了，疑點也公開了。九月二十日，台北地檢署把案子移轉新竹地檢署，到今天，已經一個多月了。但案件現在處理得如何，我仍有許多疑問。
我知道偵查不公開，檢察官不可能把每項偵查動作告訴大眾。但偵查不公開，不代表告發人不能關心案件是否依法處理。我的告發案，處理到什麼階段？提出的證據，有沒有依法檢視？能依法說明的程序進度，能不能告訴告發人？如果沒有偵查必要，有沒有依法作成處理？
我不是要求任何人一定被起訴，我要的是具體疑點依法調查。被告發的人，有權要求清白；提出告發的人，也有權要求依法處理。同一套法律，應該適用於每一個人！
八、筆錄為什麼出現預設結論？傳票為什麼收回去？
還有一件事，我一定要講清楚。警詢的重點，是鄭朝方指控我散布「不實」文宣。警方還沒查清楚文宣內容是否不實，提問卻已出現「吳子嘉散布不實文宣」的措辭。不實與否，正是需要調查的事情！怎麼能在提問時，就把有爭議的事情當成已經確定？我的律師當場強烈異議，提問才修改。
接著，我的律師拿出台北地檢署把我的告發案移轉新竹地檢署的公文。我提出的疑點，已經進入司法程序，有公文為證！
警方看到這份公文，態度明顯改變。原本，新竹地檢署已經開立傳票，寫明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五點，要我到地檢署應訊，我的律師手上留有這張傳票的影本。但這時，警方私下要我的律師把傳票還回去。我沒有去地檢署，就這樣被請回。
我不明白。檢察署開的傳票，為什麼由警方收回？法律依據在哪裡？有沒有正式紀錄？我要求說明！
如果沒有律師在場呢？如果是一個不熟悉法律的普通老百姓呢？他的權利，誰來保護？我要求有關機關保全紀錄、釐清程序，給當事人正式說明！司法要人民相信，就要經得起人民檢驗！
九、賴清德政府宣示的民主成就，必須接受新聞自由的檢驗
台灣走過戒嚴、走過威權，走到今天的民主，這條路，台灣人民走了幾十年。從解除戒嚴，到總統直選，到政黨輪替，這些成就來自人民長期的努力。
民進黨長期把民主自由視為重要的政治成就，賴清德政府也在國際場合強調台灣的民主價值。但民主不是一張永久有效的證書！新聞自由，也不是政府拿來宣傳、卻不必接受檢驗的口號。
今天，一家新聞機構遭到搜索，新聞工作者的手機被扣押，新聞工作被迫中斷。這些強制處分是否必要、是否適當、是否充分保障新聞自由，政府與司法機關都有責任正視。
我用「綠色恐怖」四個字，表達我強烈的憂慮。但政治人物有沒有介入司法，必須靠證據認定，不能因為發生搜索，就認定總統或任何人曾經下令。然而，這不代表政府可以迴避制度責任。
我要問賴清德總統：政府如何確保司法獨立、保障新聞自由？新聞機構受到搜索時，如何確保消息來源與無關的採訪資料不受侵害？
我要問法務部：搜索新聞機構，有沒有考慮新聞自由的特殊保障？扣押新聞工作者的手機，有沒有明確的資料範圍與保護機制？
我要問新竹地檢署：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能不能說明強制處分的必要性？能不能讓人民知道，新聞自由與刑事偵查的界線在哪裡？
搜索如果完全合法、必要而且適當，就應該經得起檢驗；有違法或不當，就應該追究責任；制度保障不足，就應該檢討。民主的進步與倒退，不只看人民能不能投票，也要看媒體能不能獨立工作、人民能不能監督政府、司法權力能不能受到法律約束！
十、新聞自由，是所有新聞機構共同面對的問題
今天被搜索的是《美麗島電子報》，但這個案件提出的問題，不該只由我們回答。所有新聞機構，都可能在調查公共利益案件時面對法律爭議；所有新聞工作者，都可能持有尚未公開的採訪資料；所有調查記者，都可能需要保護消息來源的身分。新聞機構遭到搜索時，採訪資料與消息來源應該如何保護，需要新聞界、法律界與社會共同討論。
國民黨已公開質疑這次搜索的必要性及對新聞自由的影響，不同立場的人也可能有不同判斷。但不論立場如何，新聞自由都不該只在自己支持的媒體受影響時，才值得關心。今天是《美麗島電子報》，未來也可能是其他媒體。新聞自由的保障，必須適用於所有新聞機構！
選舉結束後，我會把這次案件的完整經過整理成紀錄，搜索票、傳票、公文，每一道程序都清清楚楚，提交國際新聞自由組織與國際媒體，請他們給予公正的評價。
有人會說，這是告洋狀。不是！台灣是亞洲新聞自由的重要指標，台灣怎麼對待一家被搜索的新聞機構，亞洲其他國家都在看。如果我們能從這個案件，建立保護新聞機構的明確規範，台灣的民主就更進一步，也能成為亞洲其他國家新聞自由的榜樣！
十一、新竹縣民，站出來守護家鄉
這件事不只是吳子嘉一個人的事，也不只是《美麗島電子報》的事，而是所有新聞工作者、所有消息來源，以及每一位需要真實資訊的人民，都應該關心的事。
新聞機構有責任查證，政治人物有權回應與提告，司法機關有責任依法調查。但這三件事之間，必須有清楚的界線：不能讓刑事偵查不必要地侵害新聞自由，不能讓媒體監督被當成違法，也不能讓新聞自由成為散布明知不實資訊的藉口。
新竹縣是我們共同的家。家鄉怎麼治理，人民有權監督；候選人如何使用權力，人民有權追問；媒體揭露的公共利益問題，也應該接受公開、充分的事實檢驗。
因此，我提出三個要求：
第一，依法保障新聞機構的採訪資料、消息來源及編輯自主。
第二，檢視搜索媒體辦公室與扣押手機的必要性及範圍。
第三，釐清偵查程序有沒有違法或不當，並提供有效救濟。
十一月二十八日投票日，請每一位新竹縣民依自己的判斷，投下神聖的一票。我們不要暴力，不接受不公平，也不接受沒有證據的指控。我們要的是公平的司法、獨立的新聞、乾淨的政治、有尊嚴的家鄉！ 我們要公平，我們要法律，我們要事實！我不要求特權，也不要求任何人因為我的身分對我特別寬容。我只要求一件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美麗島電子報》是一家新聞機構。監督政府，是我們的工作；調查候選人，是我們的責任；揭露公共利益問題，是我們存在的理由。我要求的，是新聞自由應有的制度保障。
最後，我留下三個問題：新聞機構，能不能自由監督政治人物？司法權力，能不能受到有效監督？台灣引以為傲的民主自由，能不能在每一個案件中真正落實？
這些問題，不分藍綠，是台灣民主共同的問題。新聞自由，不是誰的恩賜；民主政治，也不是任何一個政黨的財產。這是台灣人民共同爭取來的權利！
我先把事實講清楚，讓讀者自己判斷。十月二十二日，新竹地檢署指揮人員，同時搜索我的住處與《美麗島電子報》辦公室。我的手機被扣押，我被帶去警詢。警詢結束，我就被請回，沒有移送新竹地檢署複訊，沒有交保，也沒有聲請羈押。
但這次搜索的影響，不能只用「訊後請回」四個字帶過，因為被搜索的，是一家正在運作的新聞機構。根據現場員工向媒體轉述，搜索期間，辦公室人員被要求停止操作電子設備、暫停手邊工作。當晚原本預定的直播，也因為我被帶走調查而停播。
這不是想像中的新聞自由問題。一個每天面對觀眾的節目，當天無法播出；一家正在運作的媒體，工作被迫中斷。這些都是真正發生的事。
檢方表示，搜索是為了向上溯源、追查其他可能涉案者及保全證據。我知道，檢方持有法院核發的搜索票，但搜索票不是所有疑問的終點。搜索新聞機構，是否充分考慮新聞自由的特殊性？搜索範圍究竟有多大？與案件無關的新聞資料，如何保護？這些問題，司法機關應該接受檢驗！
二、扣押新聞工作者的手機，問題更嚴重
我要特別談我的手機。不是因為一支手機值多少錢，而是因為新聞工作者的手機裡，可能有採訪聯絡紀錄、新聞調查資料、尚未公開的線索，以及消息來源提供的資訊。
有人願意向媒體提供資料、揭露公共弊端，是因為相信媒體會保護他的身分。手機被扣押了，國家要如何保護這些資料？與案件有關的資料，範圍如何界定？與案件無關的資料，能不能被檢視？新聞工作者與消息來源的聯繫，有沒有受到保障？如果取得的資料超出必要範圍，人民如何救濟？
這不只是吳子嘉個人的隱私問題，這是新聞自由的問題！新聞自由，不只是記者可以寫文章，也包括新聞機構能獨立採訪、調查與報導，包括消息來源能在法律保障下，向媒體提供公共利益資料。
這些保障一旦受到不必要的侵害，新聞調查就會受影響，最後失去重要公共資訊的，是人民！新聞自由不是新聞工作者的私人利益，而是人民知的權利！
三、五年以下的罪名，為什麼需要這樣的偵查手段？
他們說我涉嫌違反選罷法第一百零四條，法定刑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我不是說這類案件不能搜索，我問的是：有沒有必要？
我的住處在哪裡、辦公室在哪裡，大家都知道。我天天在螢幕前面講話，要找我，一張傳票，我就會到案！一次警詢就把我請回，連複訊都不需要，當初為什麼需要搜索？為什麼一定要搜索我的住處？為什麼一定要搜索新聞機構？為什麼一定要扣押我的手機？
檢方說要追查案情、保全證據。那麼，理由與手段是否相稱？有沒有侵害更小的方法？憲法第二十三條要求，限制基本權利必須符合比例原則；偵查手段涉及新聞機構時，更應審慎。國家有權調查犯罪，但國家權力不能沒有界線！
四、彭姓男子，為什麼被羈押禁見？
我關心的不只是我的手機，還有一位新竹縣彭姓民眾。檢方指控，他涉嫌參與選舉文宣的製作、印製與散發。
我要在這裡講清楚：我在警詢筆錄中已經明確陳述，彭先生是「派報負責人」，他接受我的委託，從事合法的派報工作，沒有提供任何檢方所指的「不實」文宣。委託他的人是我，我的筆錄也已經做了。
十月二十一日，檢察官聲請羈押禁見，法院裁准，理由包括犯罪嫌疑重大，以及有逃亡、滅證、串證之虞。
一個人還沒被判有罪，就被限制自由，這是何等嚴肅的事情！羈押、禁見的必要性如果已經消失，就應該依法重新檢視。不論被羈押的人是誰、政治立場是什麼，都應該享有相同的法律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句話不能只掛在牆上！
五、一位派報員的國籍，就能推出境外勢力？
媒體出現外籍派報人員的說法，鄭朝方陣營也曾提及。但我要告訴讀者，警詢時，警方完全沒有問到境外勢力介入選舉。
我委託彭先生的，是派報的勞務服務。派報員怎麼找、找了誰，我沒有過問，也不知道有外籍派報員。派報員是領工資、做工作的基層勞工；他是哪國人，和有沒有境外政治指揮，是兩件事。
六、《美麗島電子報》為什麼要調查鄭朝方家族？
我們為什麼要調查新竹縣的土地交易與資金爭議？因為這涉及公共利益。一位縣長候選人的誠信、財產交易、利益關係，以及是否適合擔任公職，本來就應該接受媒體監督。
九月八日、九日，我具名向台北地檢署告發。土地交易中一億八千萬元款項的性質，要查清楚；一千兩百多萬元的支票，也要查清楚。資料，我一份一份整理；疑點，我一件一件提出，也要求當事人說明。
我必須強調，這些是告發內容，是需要調查的疑點。是不是犯罪，由檢察官偵查，由法院依證據判斷。媒體提出的資料有錯，就應該更正；指控不實，就應該依法負責。但不能因此否定新聞機構監督政治人物的職責。
一個民主社會，如果媒體不敢調查候選人，人民要從哪裡得到重要資訊？如果消息來源害怕曝光，還有多少人願意揭露弊端？如果記者擔心採訪紀錄被不當取得，新聞調查又會受到什麼影響？這些問題，比吳子嘉個人的得失重要得多！監督政治人物，是新聞機構的責任；接受監督，是候選人必須面對的事。
七、我告發的案子，究竟查到哪裡？
這是我非常在意的事情。九月我提出告發，資料交了，疑點也公開了。九月二十日，台北地檢署把案子移轉新竹地檢署，到今天，已經一個多月了。但案件現在處理得如何，我仍有許多疑問。
我知道偵查不公開，檢察官不可能把每項偵查動作告訴大眾。但偵查不公開，不代表告發人不能關心案件是否依法處理。我的告發案，處理到什麼階段？提出的證據，有沒有依法檢視？能依法說明的程序進度，能不能告訴告發人？如果沒有偵查必要，有沒有依法作成處理？
我不是要求任何人一定被起訴，我要的是具體疑點依法調查。被告發的人，有權要求清白；提出告發的人，也有權要求依法處理。同一套法律，應該適用於每一個人！
八、筆錄為什麼出現預設結論？傳票為什麼收回去？
還有一件事，我一定要講清楚。警詢的重點，是鄭朝方指控我散布「不實」文宣。警方還沒查清楚文宣內容是否不實，提問卻已出現「吳子嘉散布不實文宣」的措辭。不實與否，正是需要調查的事情！怎麼能在提問時，就把有爭議的事情當成已經確定？我的律師當場強烈異議，提問才修改。
接著，我的律師拿出台北地檢署把我的告發案移轉新竹地檢署的公文。我提出的疑點，已經進入司法程序，有公文為證！
警方看到這份公文，態度明顯改變。原本，新竹地檢署已經開立傳票，寫明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五點，要我到地檢署應訊，我的律師手上留有這張傳票的影本。但這時，警方私下要我的律師把傳票還回去。我沒有去地檢署，就這樣被請回。
我不明白。檢察署開的傳票，為什麼由警方收回？法律依據在哪裡？有沒有正式紀錄？我要求說明！
如果沒有律師在場呢？如果是一個不熟悉法律的普通老百姓呢？他的權利，誰來保護？我要求有關機關保全紀錄、釐清程序，給當事人正式說明！司法要人民相信，就要經得起人民檢驗！
九、賴清德政府宣示的民主成就，必須接受新聞自由的檢驗
台灣走過戒嚴、走過威權，走到今天的民主，這條路，台灣人民走了幾十年。從解除戒嚴，到總統直選，到政黨輪替，這些成就來自人民長期的努力。
民進黨長期把民主自由視為重要的政治成就，賴清德政府也在國際場合強調台灣的民主價值。但民主不是一張永久有效的證書！新聞自由，也不是政府拿來宣傳、卻不必接受檢驗的口號。
今天，一家新聞機構遭到搜索，新聞工作者的手機被扣押，新聞工作被迫中斷。這些強制處分是否必要、是否適當、是否充分保障新聞自由，政府與司法機關都有責任正視。
我用「綠色恐怖」四個字，表達我強烈的憂慮。但政治人物有沒有介入司法，必須靠證據認定，不能因為發生搜索，就認定總統或任何人曾經下令。然而，這不代表政府可以迴避制度責任。
我要問賴清德總統：政府如何確保司法獨立、保障新聞自由？新聞機構受到搜索時，如何確保消息來源與無關的採訪資料不受侵害？
我要問法務部：搜索新聞機構，有沒有考慮新聞自由的特殊保障？扣押新聞工作者的手機，有沒有明確的資料範圍與保護機制？
我要問新竹地檢署：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能不能說明強制處分的必要性？能不能讓人民知道，新聞自由與刑事偵查的界線在哪裡？
搜索如果完全合法、必要而且適當，就應該經得起檢驗；有違法或不當，就應該追究責任；制度保障不足，就應該檢討。民主的進步與倒退，不只看人民能不能投票，也要看媒體能不能獨立工作、人民能不能監督政府、司法權力能不能受到法律約束！
十、新聞自由，是所有新聞機構共同面對的問題
今天被搜索的是《美麗島電子報》，但這個案件提出的問題，不該只由我們回答。所有新聞機構，都可能在調查公共利益案件時面對法律爭議；所有新聞工作者，都可能持有尚未公開的採訪資料；所有調查記者，都可能需要保護消息來源的身分。新聞機構遭到搜索時，採訪資料與消息來源應該如何保護，需要新聞界、法律界與社會共同討論。
國民黨已公開質疑這次搜索的必要性及對新聞自由的影響，不同立場的人也可能有不同判斷。但不論立場如何，新聞自由都不該只在自己支持的媒體受影響時，才值得關心。今天是《美麗島電子報》，未來也可能是其他媒體。新聞自由的保障，必須適用於所有新聞機構！
選舉結束後，我會把這次案件的完整經過整理成紀錄，搜索票、傳票、公文，每一道程序都清清楚楚，提交國際新聞自由組織與國際媒體，請他們給予公正的評價。
有人會說，這是告洋狀。不是！台灣是亞洲新聞自由的重要指標，台灣怎麼對待一家被搜索的新聞機構，亞洲其他國家都在看。如果我們能從這個案件，建立保護新聞機構的明確規範，台灣的民主就更進一步，也能成為亞洲其他國家新聞自由的榜樣！
十一、新竹縣民，站出來守護家鄉
這件事不只是吳子嘉一個人的事，也不只是《美麗島電子報》的事，而是所有新聞工作者、所有消息來源，以及每一位需要真實資訊的人民，都應該關心的事。
新聞機構有責任查證，政治人物有權回應與提告，司法機關有責任依法調查。但這三件事之間，必須有清楚的界線：不能讓刑事偵查不必要地侵害新聞自由，不能讓媒體監督被當成違法，也不能讓新聞自由成為散布明知不實資訊的藉口。
新竹縣是我們共同的家。家鄉怎麼治理，人民有權監督；候選人如何使用權力，人民有權追問；媒體揭露的公共利益問題，也應該接受公開、充分的事實檢驗。
因此，我提出三個要求：
第一，依法保障新聞機構的採訪資料、消息來源及編輯自主。
第二，檢視搜索媒體辦公室與扣押手機的必要性及範圍。
第三，釐清偵查程序有沒有違法或不當，並提供有效救濟。
十一月二十八日投票日，請每一位新竹縣民依自己的判斷，投下神聖的一票。我們不要暴力，不接受不公平，也不接受沒有證據的指控。我們要的是公平的司法、獨立的新聞、乾淨的政治、有尊嚴的家鄉！ 我們要公平，我們要法律，我們要事實！我不要求特權，也不要求任何人因為我的身分對我特別寬容。我只要求一件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美麗島電子報》是一家新聞機構。監督政府，是我們的工作；調查候選人，是我們的責任；揭露公共利益問題，是我們存在的理由。我要求的，是新聞自由應有的制度保障。
最後，我留下三個問題：新聞機構，能不能自由監督政治人物？司法權力，能不能受到有效監督？台灣引以為傲的民主自由，能不能在每一個案件中真正落實？
這些問題，不分藍綠，是台灣民主共同的問題。新聞自由，不是誰的恩賜；民主政治，也不是任何一個政黨的財產。這是台灣人民共同爭取來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