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AI競賽的戰略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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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管有利有弊，但面對AI時代的來臨，沒有國家會故步自封，逆勢而行。當務之急是如何趨吉避凶。而中美AI競賽之所以引發外界疑慮，主要還是因為雙方的「戰略互疑」。
趙春山／評論
美國總統川普於上（9）月29日在白宮與眾議院議長強生（Mike Johnson）共同會見了一批美國頂尖AI產業領袖後，接著就於本（10）月4日透過社群平台宣布，成立「超級智慧部隊」（Super Intelligence Force），並任命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克雷頓（Jay Clayton）擔任主席，負責領導統籌相關業務。克雷頓先前曾向《華爾街日報》表示：「總統要求成立一個小組，確保我們維持超級智慧領導地位，並把美國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川普曾於2025年7月23日發布《贏得AI競賽：美國AI行動計劃》，目標是加速創新、建設美國AI基礎設施，以及在國際外交與安全領域取得領先地位。川普於上個月聲稱：「誰贏得AI，誰就贏了。」這番話凸顯華盛頓對AI競賽的戰略定位。
在過去十年，中共也集中資源打造人工智慧超級大國。《紐約時報》引述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員陳凱欣的話說：「中國正在把國家支持用在整個人工智能技術線上，從晶片、數據中心，乃至能源。」
中共發展AI的目的，除了提高優質生產力，推動經濟轉型外，也有其他方面的政策考量。習近平將人工智慧視為一項戰略性技術，認為它對中國與美國競爭的能力至關重要。外媒報導，這一警告加劇了中國官員對人工智慧風險越來越強烈的擔憂。
例如，中共國家安全部部長陳一新上個月13日在官方雜誌《中國網信》發表題為《全面築牢人工智能安全屏障，推動人工智能健康有序發展》的署名文章，首次系統性地將AI風險與中共政權安全緊密掛鉤。陳一新呼籲黨加強對人工智慧的控制，並實施更嚴格的政府監管。他認為，這是為了維護國內政治穩定、抵禦「敵對勢力」日益複雜的網路攻擊和虛假資訊運動，以及在軍事上與美國等國家競爭。
中美在AI技術發展上各具優劣之處。美國的優勢在於基礎大模型能力的領先，並掌握核心晶片設計與龐大的資本投入；但卻面臨電力供應緊張、數據中心建設受社區與政策反彈等瓶頸。
中共的優勢是以開源策略和低成本模型快速切入市場，且因制度關係，受到社會與政治阻力較小，可以致力推動「人工智能+」與各行各業深度融合；面臨的挑戰是受限於高階晶片禁令與算力基礎設施成本壓力，欲達到AI商業化盈利的目標，一般預計需等到2030年。
整體而言，美國雖暫居領先地位，但差距已在縮小當中。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即坦承，中國許多AI模型的能力已達美國模型的80％至90％。
有人把今天中美的AI競賽比喻為冷戰時代的美蘇核武競賽，呈現出「你追我趕」的激烈場景。1945年7月，美國率先試爆原子彈；1949年8月，蘇聯成功試爆自己的第一枚原子彈。1952年11月，美國試爆首枚氫彈，不到十個月後，1953年8月，蘇聯也成功試驗氫彈。
但核武競賽與AI競賽不同，核武的最大作用是產生「相亙毀滅」的嚇阻；而AI的影響力則是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陳凱欣在接受《BBC NEWS中文》訪問時表示：「人工智能是一項多元化技術，形態、能力和用途各異；它確實可被用於不良目的，如增強網絡攻擊能力或製造生物武器，但同時也是數百萬個人和企業日常使用的普通工具。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曾報導，人們越來越擔心，人工智慧霸權的競賽，可能會把我們所有人推向一個與《魔鬼終結者》電影世界末日情節類似的悲慘命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吉即曾警告，AI可能成為「通向災難的瘋狂競賽」。
中美都了解AI競賽的嚴重性，希望透過「預防性外交」來進行危機控管。貝森特透露他曾與中共副總理何立峰會談討論AI安全問題，包括建立AI事故溝通管道、失控的AI代理，以及非國家行為者利用AI發動網路攻擊或製造生物威脅等風險。
AI安全是中美兩次峰會的主要議題，雙方都希望找到合作的空間。雖然會後雙方同意建立AI對話機制，就AI風險與利益交換意見，但並未解決兩國在科技安全上的核心分歧。美國仍限制最先進AI晶片及半導體設備輸往中國大陸，並擔心中國企業透過第三國資料中心遠端取得受管制的運算能力；中國則持續發展自身AI產業，並擴大開放模型在海外市場的使用。
AI被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第一次是以機器取代人力；第二次是以電力為核力；第三次是電腦和網路發展。
稱AI技術發展為一埸革命，主要是：一，快速處理海量數據，加速自動化轉型，從而提升了生產力；二，協助預測疾病、實現精準醫療，並加速藥物開發與手術機器人的應用；三，智慧交通、語音助手、個人化教育及智慧家居，讓生活更為便利。
AI的負面影響主要則是：1，造成勞動市場衝擊，許多傳統職位面臨被取代的風險，特別是行政、基層客服或影視短劇等行業，引發全球年輕世代的失業憂慮；2，大型資料中心與模型訓練消耗大量電力、水資源與碳排放，對地球生態造成實質壓力，形成環境與能源負擔。
僅管有利有弊，但面對AI時代的來臨，沒有國家會故步自封，逆勢而行。當務之急是如何趨吉避凶。而中美AI競賽之所以引發外界疑慮，主要還是因為雙方的「戰略互疑」。
對此，《紐約時報》指出：即使習近平在華盛頓曾向川普提出兩國應「善用AI」，但中美之間就AI安全達成任何協議並推動實質變革的前景依然渺茫。大陸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趙明昊對此做出總結：「如果美國聲稱要放慢腳步，中國不會相信；如果中國聲稱要放慢腳步，美國也同樣不會相信。」
美國總統川普於上（9）月29日在白宮與眾議院議長強生（Mike Johnson）共同會見了一批美國頂尖AI產業領袖後，接著就於本（10）月4日透過社群平台宣布，成立「超級智慧部隊」（Super Intelligence Force），並任命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克雷頓（Jay Clayton）擔任主席，負責領導統籌相關業務。克雷頓先前曾向《華爾街日報》表示：「總統要求成立一個小組，確保我們維持超級智慧領導地位，並把美國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川普曾於2025年7月23日發布《贏得AI競賽：美國AI行動計劃》，目標是加速創新、建設美國AI基礎設施，以及在國際外交與安全領域取得領先地位。川普於上個月聲稱：「誰贏得AI，誰就贏了。」這番話凸顯華盛頓對AI競賽的戰略定位。
在過去十年，中共也集中資源打造人工智慧超級大國。《紐約時報》引述美國智庫布魯金斯研究院（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員陳凱欣的話說：「中國正在把國家支持用在整個人工智能技術線上，從晶片、數據中心，乃至能源。」
中共發展AI的目的，除了提高優質生產力，推動經濟轉型外，也有其他方面的政策考量。習近平將人工智慧視為一項戰略性技術，認為它對中國與美國競爭的能力至關重要。外媒報導，這一警告加劇了中國官員對人工智慧風險越來越強烈的擔憂。
例如，中共國家安全部部長陳一新上個月13日在官方雜誌《中國網信》發表題為《全面築牢人工智能安全屏障，推動人工智能健康有序發展》的署名文章，首次系統性地將AI風險與中共政權安全緊密掛鉤。陳一新呼籲黨加強對人工智慧的控制，並實施更嚴格的政府監管。他認為，這是為了維護國內政治穩定、抵禦「敵對勢力」日益複雜的網路攻擊和虛假資訊運動，以及在軍事上與美國等國家競爭。
中美在AI技術發展上各具優劣之處。美國的優勢在於基礎大模型能力的領先，並掌握核心晶片設計與龐大的資本投入；但卻面臨電力供應緊張、數據中心建設受社區與政策反彈等瓶頸。
中共的優勢是以開源策略和低成本模型快速切入市場，且因制度關係，受到社會與政治阻力較小，可以致力推動「人工智能+」與各行各業深度融合；面臨的挑戰是受限於高階晶片禁令與算力基礎設施成本壓力，欲達到AI商業化盈利的目標，一般預計需等到2030年。
整體而言，美國雖暫居領先地位，但差距已在縮小當中。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即坦承，中國許多AI模型的能力已達美國模型的80％至90％。
有人把今天中美的AI競賽比喻為冷戰時代的美蘇核武競賽，呈現出「你追我趕」的激烈場景。1945年7月，美國率先試爆原子彈；1949年8月，蘇聯成功試爆自己的第一枚原子彈。1952年11月，美國試爆首枚氫彈，不到十個月後，1953年8月，蘇聯也成功試驗氫彈。
但核武競賽與AI競賽不同，核武的最大作用是產生「相亙毀滅」的嚇阻；而AI的影響力則是深入到日常生活之中。陳凱欣在接受《BBC NEWS中文》訪問時表示：「人工智能是一項多元化技術，形態、能力和用途各異；它確實可被用於不良目的，如增強網絡攻擊能力或製造生物武器，但同時也是數百萬個人和企業日常使用的普通工具。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曾報導，人們越來越擔心，人工智慧霸權的競賽，可能會把我們所有人推向一個與《魔鬼終結者》電影世界末日情節類似的悲慘命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吉即曾警告，AI可能成為「通向災難的瘋狂競賽」。
中美都了解AI競賽的嚴重性，希望透過「預防性外交」來進行危機控管。貝森特透露他曾與中共副總理何立峰會談討論AI安全問題，包括建立AI事故溝通管道、失控的AI代理，以及非國家行為者利用AI發動網路攻擊或製造生物威脅等風險。
AI安全是中美兩次峰會的主要議題，雙方都希望找到合作的空間。雖然會後雙方同意建立AI對話機制，就AI風險與利益交換意見，但並未解決兩國在科技安全上的核心分歧。美國仍限制最先進AI晶片及半導體設備輸往中國大陸，並擔心中國企業透過第三國資料中心遠端取得受管制的運算能力；中國則持續發展自身AI產業，並擴大開放模型在海外市場的使用。
AI被稱為「第四次工業革命」：第一次是以機器取代人力；第二次是以電力為核力；第三次是電腦和網路發展。
稱AI技術發展為一埸革命，主要是：一，快速處理海量數據，加速自動化轉型，從而提升了生產力；二，協助預測疾病、實現精準醫療，並加速藥物開發與手術機器人的應用；三，智慧交通、語音助手、個人化教育及智慧家居，讓生活更為便利。
AI的負面影響主要則是：1，造成勞動市場衝擊，許多傳統職位面臨被取代的風險，特別是行政、基層客服或影視短劇等行業，引發全球年輕世代的失業憂慮；2，大型資料中心與模型訓練消耗大量電力、水資源與碳排放，對地球生態造成實質壓力，形成環境與能源負擔。
僅管有利有弊，但面對AI時代的來臨，沒有國家會故步自封，逆勢而行。當務之急是如何趨吉避凶。而中美AI競賽之所以引發外界疑慮，主要還是因為雙方的「戰略互疑」。
對此，《紐約時報》指出：即使習近平在華盛頓曾向川普提出兩國應「善用AI」，但中美之間就AI安全達成任何協議並推動實質變革的前景依然渺茫。大陸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副主任趙明昊對此做出總結：「如果美國聲稱要放慢腳步，中國不會相信；如果中國聲稱要放慢腳步，美國也同樣不會相信。」